自上帝死后，或者说自上帝这个观念被尼采杀死之后，理论界没有什么守恒的观念了。观念被发明，观念被质疑，观念被终结——这就是20世纪理论界的经典叙事。在一个频繁发生观念革命的时代，任何观念很难维持清晰的意义纬度和权威的界定。海德格尔、本雅明、福柯、巴特、德里达等人依次终结了形而上学、(人的)主体性、(文本)意义、同一性、历史连续性、现代性……，这次，轮到理论本身要被终结了。2004年初，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一书敲响了理论的丧钟。 在该书里，作者追忆了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德法国思想家领衔主唱，英美学者步步跟进，轮番奏响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批评、(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论进行曲，攻城掠地。整整20年，英美大学，特别是美国大学的人文科系基本上是笼罩在德法理论的影响之下，极富美国本土特色的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乃是这种影响的产物。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美国大学人文专业的许多基础课程和研究生讨论课的设置看得出来。诸如“维多利亚文化中的性别与写作”(Gender and Writing in Victorian Culture)、“无边界小说”(Fiction Without Border)、“当代建筑中的性别与种族”(Gender and Race in Contemporary Arch)、“美国电影中的少数民族形象”(Minorities' Images in American Film)等清晰地标示出德法思想的辐射范围以及文化批评的具体关注。 对此，哈罗德·布鲁姆，一个曾经的解构主义者，或者说，曾经的激进主义者，后来转入右翼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的耶鲁教授，很是不满美国学界这种文化批评的一统天下。在他看来，在所谓多元文化主义旗帜下云集的学者——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女权主义者，还是新历史主义者，都在把文学理论简约为意识形态批评，或者说，使文学批评政治化。他痛心疾首许多优秀的学生都跑到论敌的阵营，加入愤懑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队伍，鼓噪文学批评的“去美学化”和“政治正确性”。依照他的描述，愤懑学派在当前的大学校园里依然居于支配地位，像他这样维护西方伟大传统的学者反而显得孤立无援。 真实的情况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左派理论就已明显呈衰退迹象。布鲁姆夸大了自己一方的困境，高估了对手持续走高的势能。特别是“9·11”之后，右翼保守主义的力量急剧抬升——后者加快了收复他们在文化战争之中失去的学术领地的步伐。2004年，杜克大学英语系的春季学期课程目录里删除了“马克思主义批评”。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事件，因为多年来，杜克大学英语系一直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或后现代理论的根据地——有个老笑话颇能说明学界给予它的这个定位。有人问：哪里是马克思最后的堡垒？答：克里姆林宫和杜克大学英语系。当然，课程名称并不能说明什么。用学生的话来说，你照样可以把马克思理论、后殖民主义以及妇女研究理论塞进听起来很保守的“维多利亚文学”里去，用激进的观念，或者“越界”(transgress)、“异性恋霸权”(heterosexual hegemony)、“意识形态的控制”(ideological control)这类语义不明的大词来颠覆“中世纪晚期英语文学”。但是，课程名称的改动至少微妙地反映了学术气候的变化，至少表明大学里的一些“终生的激进派”(tenured radicals)开始变得内敛一些，他们可能不希望吓跑一些花钱选课的学生。 “愤懑学派”已经感受到理论之后的压力。2004年底，在费城召开的MLA(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第120届年会上，身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气咻咻地说：“有些势力想使我们闭嘴”。她说得没错。理论的反对派一直在抵制在大学里向年轻的学生灌输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的话语。他们认为正是由于有这些荒谬的话语撑腰，年轻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没有客观的、普世的、权威的判断标准。他们讥讽大学课程里的性别-种族-阶级三足鼎立支撑起的政治正确性。康乃尔大学的艾伦·布鲁姆就说过：“在政治正确的名义下，每一种文化都和其他的一样好”。在布鲁姆们眼里，莎士比亚和莫里森当然是不对等的了——就美学力量而言。 在对文化理论进行历史性的描述时，布鲁姆和伊格尔顿之间有一个至少10年的时差。1994年，布鲁姆发表《西方正典》(Weston Canon)时，他宣称对于大学的文学教育是否能够挣脱“当前的萎靡状态”(current malaise)几乎没有信心——他的意思很清楚：他的那些对手正在毁灭作为一种精英艺术的文学批评。10年之后，他的指控部分地得到被告一方的认同。近些年来文化大战的双方互相指控对方是人文学科衰落的罪魁祸首。但这一次，是左派理论的高端人物站了出来清算理论的得失。伊格尔顿，英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文学理论家，美国文化批评事业的理论外援，在他的《理论之后》痛苦地承认文化理论沦陷在“性欲的琐碎化”(trivialization of sexuality)的泥沼里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不再像过去那样性感十足，取而代之的是性。在学术界迷障重重的海岸，对法国哲学的兴趣已经让位于对于法国式亲吻方式的迷醉。手淫的政治要比中东的政治更能吸引人的关注。社会主义话语输给施虐-受虐话语。在那些学习文化批评的学生中间，身体，当然是色情的身体，而不是饥饿的身体成为最时髦入时的论题。他们对做爱的身体，而不是劳作的身体兴致盎然。那些来自中产阶级的学生们蜷缩在图书馆里，勤奋地研究那些诸如吸血鬼、视觉错觉、电子人、色情电影之类哗众取宠的题目……”。 看来，文化理论播下的政治种子，却收获了大量的学术跳蚤。当文化研究开始津津有味窥视麦当娜内衣下的欲望(desire)，榨取出浪漫主义诗歌中肉桂意象里的色情愉悦(pleasure)，琢磨公共建筑的性幻想(sexual fantasy)时，它也就走上末路了。随手翻翻一些美国学术期刊和MLA年会论文题目，还真的能够发现不少相当琐碎八卦的研究。据说，《纽约时报》专栏记者的一乐就是拿MLA年会论文说事。当初，文化批评的目的之一是引导研究者“更紧密地跟踪从所谓后现代性中生发出来的日常生活的种种形式”(詹明逊语)，结果却促成了一个虚胖的学术工业，扩大了黑人、妇女、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在大学任职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