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传统农业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迁的情况下，对于传说故事的讲述，相当一部分都带有特意为之的性质[1]。这种讲述特征也即理查德·鲍曼所谓的“表演性”[2] (P1—58)。民俗学必须直接“阅读”民众生活这个“文本”的独特研究风格，使民俗志远不仅仅是对民俗事象的描述和记录，它更是代表民俗学学科特点和占主体位置的“研究方式”，而且，严格意义上的民俗志都蕴含着鲜明的“问题意识”[3]。有鉴于此，对于乡村庙会传说的研究就必须放置在生发、传衍的场景中进行。我们能够发现，有着“灵迹”贯串的乡村庙会传说隐喻了民众对其生活空间的想像与建构，以及对生活空间所有资源分配的机制，是民众对相应村落历史群体记忆的结果[4]。但是，显而易见，乡村庙会传说不仅仅是乡村仪式、民众思维和集体记忆的结果。实际上，从民俗志这种研究方式出发，深入到民众内外相连的有机的生活世界中，我们将会发现：作为地方文化的一部分，乡村庙会传说还参与了庙会仪式的生产，并在外在世界，尤其是现代国家的框束下，与庙会仪式一道参与着地方社会的结构过程。 同质与异质同在的地方社会（注：遵循惯有的学术规范，本文中的人名、地名都采用了化名，请勿按图索骥。按照民间过会的传统，本文所说的庙会时间都是阴历。田野调查材料均来自笔者1999年以来的实地调查。）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东部由原滹沱河故道形成的平原上，密布着50多个自然村，约有8万人口。历史上，这里频繁发生旱灾、蝗灾以及水灾，战乱不断，人们有着“过会”——赶庙会的传统。经过近100多年来人们艰辛的努力，这块泥沙淤积而成的平原发展成为以产梨为主的果林区——梨区。由于天灾人祸，梨区村落的集体记忆是断裂的，多数人都说自己祖先是明初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来的。如今，这些村庄多是杂姓村，人口常有数千。一般而言，年龄在50岁以上的祖父、祖母辈人约占了村落总人口数的30％。村落街道呈“井”字形，各有东西向和南北向的主街道，布局规整。民居亦规划统一，常庭院式，仍少楼房，设计布局均在“半亩地”范围内进行，北屋是主房。与20世纪前半叶的新河县各村和栾城县寺北柴村的村庙状况大致相同（注：分别参看傅振伦：《民国新河县志》“地方考·考之三”，民国19年铅印本；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报告》第3卷，岩波书店1985年版(东京)，第42～44页，第152页。），在20世纪初，梨区各村庄内外几乎都有形制简单的老母庙、关帝庙、三官庙、真武庙、玉皇庙、五道庙等村庙。 从改革开放后到1990年代中晚期，梨区人的经济收入远高于附近非梨区的农民。但由于1990年代末期的干旱及其他原因，现在梨农的收入已经低于非梨区。尽管如此，与周围山区相比，梨区的经济状况仍然要好得多。梨区约有一半的人家安装了电话，而梨区人婚礼的嫁妆价值常在数万元。还算安稳的生活，“父母在，不远行”、“养儿防老”、“千好万好不如自己家好”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村附近运作比较稳定的梨箱厂、梨袋场等工厂和梨树种植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性质，使梨区的青壮年人较少出远门打工。为了维持生存资源的平衡，每隔一定时间，各村会重新分配原集体的梨树，再加之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学会梨的种植生产技术与知识，梨区人的婚姻出现了向村内收缩的趋势，甚至还有孩子尚未成人时就“换小贴”的现象[5] (P48—54)。 现在，梨区绝大多数人家的房屋都是砖房，门楼也修建得高大气派，有着鲜明的现代气息，但是传统的民间信仰在这里仍然盛行。在家居的不同部位，人们供奉着门神、土地、灶王、井龙王、仓官等神灵，尤其是在北屋中供奉着家神，诸如关公，以及三皇姑、九莲圣母等有着浓郁地方色彩和传说的神灵。 但是，梨区人的信仰是多样的，并非均一的本土民间信仰，梨区不少村庄都有天主教徒，其信仰历史最早的可追溯到100多年前。另外，还有传福音等多种信仰。当地信奉本土民间信仰的中老年人常将自己称为“行好的”，而将天主教徒称为“奉教的”。在教徒较为集中的个别村庄，清末和民国时期就修建有教堂。天主教是政府认可的合法的“制度性宗教”。因此，在改革开放后，与呈弥散状的本土民间信仰一样经历过被打击破坏的天主教堂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修复。但是，“行好的”信仰和敬拜活动始终都处于“是不是迷信”的阴影和困扰之中，艰难地展演、传承。为了给自己的信仰和仪式实践正名、寻求合法性，“行好的”、“香道的”纷纷到附近得到政府认可、佛名远播的佛寺中皈依，领取皈依证，或者尝试着加入道教协会，并在庙会期间的神棚内外供奉毛泽东像（注：“香道的”在梨区还有“仙家堂”等称谓，指能让神灵或仙家上身附体给求助者看“病”和“事”的人。病和事是生活世界中依靠科学、法律等合法手段以及加倍的勤苦所无法解决的，涉及到生活方方面面、实在或虚无的种种非正常状态，也包括对升学、发财、升官、工作、婚姻等个人很难把握的未来命运的期待。）。 宗教信仰本身就有着排他性。鸦片战争以来，伴随殖民统治，天主教在中国乡村特有的传播历史，以及今天“行好的”看来所遭遇的不公正的待遇，梨区“行好的”和“奉教的”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和对峙。这也使得在梨区传播历史不算短暂的天主教仍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传播，几乎仅限于纵向的家庭传承。至今，按照官方的统计，“奉教的”仅仅约占梨区总人口的2.6％。同时，在总体上，“奉教的”对陌生的他者反而表现出一定的封闭性。“行好的”则不同，尽管难以得到政府公开的认可和支持，但大家总是尽可能把老辈人时就有的本村庙会搞得红红火火。连同附近非梨区的个别村落，主要由梨区各村中老年人为主体的“行好的”形成的近百个庙会组织纷纷在不同时日，同与自己往来密切的庙会互串“过会”，互相敬拜、唱诵对方的神灵，形成了一个存在交换与礼尚往来的“庙会圈”。这使得在当今的梨区，虽然村庙罕见，但规模大小不一的庙会则此起彼伏。这样，除了与自然季节变换及与之相联系的梨的生产周期，以及由诞生、婚礼、葬礼等节点为标志的人的生命周期，“行好的”生活中还多了其他地区少见的庙会生活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