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诗意”赋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3.76～83]

      周公“制礼作乐”，以文艺作治国宝具，为关中文化的“诗意”提供了“基因”。《诗》泰半为陕诗，雄豪、昂扬为其风骨。关中人秦始皇焚《诗》，从反面催生了唐诗。后者是中国南北文化长期融混后，在唐代政治体制改革实施、知识分子积极性空前抬升的条件下，产生的青春中国之歌。其结构为“李杜互补”和“朝野互补”。它“定格”为长安及中国文化的“诗意”殿堂。海德格尔“诗意栖居”论，迫使我们重申长安“诗意”，以应对市场异化和科技霸局，挺建新世纪的西安城市精神。

      在西安传统“诗意”文化中，雄豪、博雅、追求天人合一、理想、崇高、浪漫、兼容、求美、励志、欢快等等非物欲的精神气质和精神意象，是最可救治当下市井喧嚣的反“阴盛阳衰”要素，应被整体纳入当代西安城市“诗意”之中。

      在环境污染越演越烈的条件下，王维及其关中籍追随者刘长卿、韦应物等诗人的“田园”情趣，对当代西安人显得尤为珍贵。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的西安城市发展中，很可能，王维的“渼陂情结”和“辋川意象”，比杜甫三“吏”三“别”更能使西安人心皈正；“诗仙”李白和“诗佛”王维，将作为长安“诗意”的化身永远挺立于新时代的西安和中国人心中，也将导引我们把西安建成花园城市和合格的中国传统文化旅游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