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引言 据记载，对翻译的正式关注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世纪西塞罗(Cicero)提出的译词和译意两种翻译方法的区分。但正如不少翻译理论家指出的那样，早期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对这种两分法的热烈讨论”(Snell-Hornby,1995:9)，且这些讨论“均受好恶和兴趣，而非知识所左右”(Bates,1943:15)。直至上个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才真正克服了过于零乱、流于主观化等不足，逐渐成为一门为学界认可的独立学科。 翻译研究的发展史不由使我们联想到与之有类似发展经历、且与之有紧密联系的另一门新兴学科——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虽然人类对文化现象的关注可以说甚至在“文化”这个术语出现之前业已存在，但与翻译研究极为相似的是，早期对文化的研究多局限于地方的风俗民情，且这些研究都以随感、轶事的形式出现，使得它们往往只能附属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之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沦为学术研究中的一种边缘话语。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狭义的文化研究才以一门独立学科的身份崛起于当代学术界，逐渐成为一门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学科。 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除了具有类似的学科形成史之外，它们无论是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方面都有颇多契合之处。例如，在学科性质上，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都强调本学科的跨学科性；在研究内容上，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从本质上而言都是对交际过程和意义传递过程的讨论；而在研究方法上，当代的翻译研究更是直接得益于文化研究一些占主流地位的研究范式，从而使两者在某些研究目的上呈现惊人的一致性。 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现象引起了这两个领域研究者的共同关注。早在1954年，Casagrande在对翻译目的的考察中就提出“译者事实上不是在翻译语言，而是翻译文化”(1954：338)，文化研究在近年亦越来越注意到翻译在构成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和塑造民族文化本质特征中发挥的作用。对此，文化研究的学者亦相应地提出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translative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口号(West,2002:162)。针对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越来越紧密的跨学科融合趋势，本文拟系统地回答以下问题：文化研究有哪些主要的研究范式？这些研究范式又怎样影响当代翻译研究？文化研究又怎样给翻译研究带来新的角度和方法？ 1.文化研究内容及其主要研究范式 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焦点是文化，而对文化这个概念的认识过程又折射出了文化研究范围的变迁。文化是“英语语言中最为复杂的两至三个词之一”(Williams,1983:87)。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见到的有关文化的定义有250余种(cf.Hall,1989)。这些定义涉及的范围极广，互相之间差别也很大，因此有理论家认为“无可能，事实上亦无必要对这个概念进行任何一种单独的描述”(Jenks,1993:1)。实际上，正是文化这个概念蕴含的丰富内涵导致了今天文化研究这门学科纷繁的、甚至大相径庭的研究途径和方法，这亦是使文化研究具有跨学科本质的主要原因之一。（注：事实上，对文化研究跨学科特点的过分强调使不少文化学者开始关注这门学科的本质(即区别于其他学科之根本所在)和身份(identity)问题(Herbrechter,2002:2)。在翻译研究中我们也看到有学者提出了类似的忧虑(参见Snell-Hornby et al,1994)。） 文化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并非是通过某篇宣言或是某次大会，而是得益于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1963)、《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1965)、Hoggart的《读书识字的用途》(Use of Literacy,1969)和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8)这四本著作。这四本著作也构成了当今文化研究的主要流派之一——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 cultural studies)的基础(Hall,1981:17)。在这些著作出现之前，对文化的认识主要以Arnold、Eliot和Leavis的观点为代表，他们把少数精英掌握的高雅文化和存在于普通大众之间的大众文化相对立，前者体现为由少数人所代表的“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Arnold,1993:6)，它主要由各种文学和哲学经典组成；而后者则是指由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所消费的各种流行文化或商业文化，如电影、电台、广告等等。Eliot和Leavis对大众文化评价不高，认为只有精英文化才是研究的对象。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以Williams为首的学者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充满着决定论色彩的文化两分法，提出“事实上不存在大众，存在的只是看待大众的方式”这一观点，并得出“文化不仅仅是知识和想像作品的总和，它也是并且本质上是全部生活方式”(Williams,1979:65)和“文化是普通的”这两个著名论断(Williams,1997:5)。这样一来，以往高高在上的文化概念以平民化、民主化和社会化的新貌出现，文学作品等原来的精英文化形式现只被看作是一种普通的而非具有特权的(privileged)文化形式，而把长期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种种流行文化形式正式纳入文化研究的版图，同时赋予文化以阶级内容和政治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