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类文化的容器。城市的发展演变过程，也是产生、聚集、演绎文化的过程，并由此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品质。可以说，人类创造和发展都市社会和生活，最终都是以文化的形式展现和延续的。因此，从文化角度来审视城市化现象，实际上是以更综合、更系统的视野去认识和把握城市化及其实质的问题。 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意义 西美尔是研究城市比较早的西方学者，他以规模来定义城市[1]。但另一位西方学者韦伯则认为，单单用规模是无法定义城市的，因为城市涵盖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以及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他用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发展问题，主张从社会结构、经济、政治、宗教和法律制度等各个层面去分析城市现象。因此，有人说韦伯的城市理论近似于系统化了的城市化理论[2]。他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应注意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城市化进程。 的确，城市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文化的中心。自有城市以来，人类文化的创新、扩散和变异最先都是从城市开始。直到20世纪，世界各国最先进的文化设施、文化艺术队伍都聚集在城市，而一个城市的人文景观和文化发达程度也往往代表着一个地区的文明水平。随着城市文化的价值及其独特魅力的日益凸现，它已不单单是文字记录的一切成果，也不仅仅是吃、穿、住、行等生活方式的外在体现，而是渗透到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构成每一个人及每一个社会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并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展现出特殊的地位和巨大的促进作用。诚如联合国1986年制订的《世界文化发展十年》政策文件中所宣称的：“没有一项名副其实的发展项目能无视自然和文化环境的基本特点及有关人群的需要、追求和价值。”为此，该文件确定了未来一段时间人类发展的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在发展过程中更强调文化尺度”；二是“广泛促进人们的创造技能和文化生活”。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每年平均以1.5至2.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截至2003年底，全国城镇化率已达到40.53％。毫无疑问，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化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但在现实中，我们不难看到，“城市化”常常只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经济性造城运动，政府官员的政绩冲动和商人的利润追求的结合，成为城市化的最主要推动力。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城市原有中低层居民的生活结构遭到破坏，趋于边缘化；另一方面，伴随建设高潮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又很难真正融入扩张后的城市，只能作为廉价劳动力游离在城市生活的表层。显然，这样的城市化，虽然速度、规模惊人，“效率”显著，但其背后所付出的隐性社会代价、生活成本却难以估量。本来，作为一种更高形态上的人类文明存在和发展方式，城市化不仅表现在经济乃至建筑意义上的“化”上，更体现为人的生活在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上文明程度的融合、提升上。也就是说，城市化不只是物和形的城市化，更是人和精神的城市化。因此，除了“宽马路、大广场、豪华办公楼”和人口聚集这些有形外观外，城市是否为更多的人加入城市生活做好了调整其内部生态结构的各种制度准备？是否有足够的条件和能力在保障人们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基础上，促使其养成城市化的生活意识和态度？从很大程度上讲，在城市化建设中，这些内在文化品质应该更为重要，否则，难免走上扭曲、畸形的道路。 在社会文化体系中，城市文化具有其独特性。城市从形成起，就是多个族群聚居共存的文化体。多样和变化使城市文化具有存异求同、多元共生的特征。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聚集，人才和精英也更多地聚集在城市，而多元化、开放性的城市生活则更有利于精英的成长和创造。这自然就形成了文化资源的交汇和聚集，从而产生资源优势，使城市往往代表了一个区域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在城市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以独立形态存在和活动，家庭、家族的支撑和影响明显弱化，自身生存能力决定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状态和地位，而其获得的资源也就更加个体化。在城市社会里，人与人的基本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利益关系，人们以自身利益为基准点来支配行为，所关注的首先是私利，并以默契规则和契约来约定与其他个体互不侵犯。这种利己和契约行为的进化，产生了市民意识和公平意识，并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核。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就其实质而言，是由文化差异和冲突所引发的。《中国21世纪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将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矛盾归结为5大矛盾：1、经济快速增长与资源大量消耗、生态破坏之间的矛盾；2、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3、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4、人口众多与资源相对短缺之间的矛盾；5、一些现行政策和法规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五大矛盾虽然表现为诸如生产、生活争夺资源，重视产品质量而忽视生活质量，民工潮或民工短缺，城市贫民，地方保护与城市堡垒，城市雷同化等问题，但在表象的背后所涉及到的文化制度层面，则是深层的文化问题，而且在城市化进程中正日益显现。 影响城市文化发展的因素 城市文化是一个多元综合体系，其发展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制约城市文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地理因素。从渊源上讲，城市的兴起是基于一定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状况的，并由此影响到城市的功能和人们的生活状态，进而孕育出相应的城市观念和文化。在我国古代，由于城市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军事性，因而地理因素的影响更为突出。一方面，城市的布局集中体现了统治体系和地域控制的需要；另一方面，城市的辐射力局限于特定的行政区划和空间范围。在此基础上，城市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出单一性和地区性的特点。然而，在现代社会经济一体化和都市网络化的环境下，城市不再是独立的地理单元，而是超出地域限制，纳入到区域循环的交流圈甚至更大的范围之中。城市的发展视野也不仅限于小范围的行政区划，而是从区域经济、交流地位等出发确定城市发展策略。城市化既要立足于自身的地理条件和特点，保持和发挥本地优势，又要突破本地观念，整合区域文化资源。就中心城市而言，关键在于发挥区域文化凝聚核和扩散源的作用，进而推动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就一般城市而言，应以区域发展为前提，以接受核心城市辐射为途径，以创优环境为手段，吸引周边地区的文化资源要素，有效利用区域教育、科研资源，为自己培养所需人才，增强综合实力和发展后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