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当代中国文明城市应有历史的纵深感和横向的比较与参照，这样才可使我们对文明城市的发端、发展定位和本质的探讨更具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通过对中西方城市文明历史轨迹的描述与比较分析，阐释中西方城市文明对当代中国文明城市建设的历史价值。 一、中国“城市”文明的滥觞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放大器”和“加速器”，城市文明的发展“聚焦”和“折射”着人类文明演进的轨迹。对中西方城市文明的考察，不可能全面、详尽展开，只能将它置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作一概要的阐释；对中国的“城市”文明，我们着重研究其起源(即发端和古代的“城市”文明)，又延伸至近现代的发展。 1.从“城”、“市”到中国“城市”的产生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城市最早产生的国家。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城”和“市”是两个概念。“城”是指有防御性围墙的地方，能扼守交通要冲的军事据点和军事要塞。《墨子·七患》言：“城者，所以自守也。”“市”是商品交换之所，有大市、早市、晚市之分。《周礼·地宫》言：“大市，日昃而市，百姓为主；朝市，朝时而市，以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从中可看出古代城市的简单功能：军事防御和商品交换。 根据现有史料和考古实物证明，我国最早的城市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也即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从考古文化上说，大体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前2000年)；从历史上说，相当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经尧、舜、禹直到夏朝前期，其间经历数百年之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我国古书中已经有了关于这个时期部落首领建都的记载和筑城的记载，更重要的是我国考古工作者也确实发掘到了属于这个时期为数不少的城址。如在《周礼》、《尚书》、《左传》、《史记》等早期文献中，都有关于三皇五帝建都的片断记载。南宋郑樵《通志·都邑略》对其作了整理，比较系统地记载了三皇五帝建都的地点。《通志·都邑略》录三皇之都云：“伏牺都陈(今河南陈县)；神农都鲁(曲阜)，或云始都陈；黄帝都有熊(河南新郑)，又迁琢鹿。”五帝之都为：“少昊都穷桑(曲阜)；颛(顼)帝都高阳(河南濮阳)；帝喾都亳(河南偃师)，亦谓之高辛；尧始封于唐(河北唐县)，后徙晋阳，即帝位都平阳(山西临汾)；舜始封于虞(河南虞城)，即帝位都蒲坂(山西薄州)。” 从考古发掘来看，随着我国考古工作者对探索夏文化等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长江中游两湖地区，长江上游四川盆地和内蒙古高原河套地区等四大区域先后都发现了史前时期的城市遗址（注：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第1期。）。如：黄河中游地区河南郑州西山城址，淮阳县平粮台城址，登封县王城岗城址，辉县孟庄城址，郾城郝家台城址，安阳后岗城址等；黄河下游山东滕州西康留城址，章丘城子崖城址，城子崖以东各相距约50公里的邹平丁公、淄博田旺、寿光边线王三座城址，以及鲁西平原阳谷县景阳冈城址等。 如果我们把我国最早城市产生的时间与国外城市相比较，也是差不多的。美国著名城市规划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谈到国外最早城市产生的时期时这样写道：“城市，作为一种明确的新事物，开始出现在旧——新石器文化的社区中。”又说：“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城市遗址，大部分都起始于公元前3000年，前推后移不多的几个世纪。”（注：参见[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 2.中国古代的城市文明 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铁器的普及应用，农业生产率获得提高，农业生产获得革命性发展，能养活更多人口，为城市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从此古代城市开始出现并获得发展。据《春秋左传》记载的筑城活动即达68次，除5次重修外，共筑城63座。据今人对春秋时期35个国家的统计，其时共有城邑600个，其中晋91个，楚88个，鲁69个，郑61个，周50个，齐46个，宋35个，卫30个，营16个，秦14个，吴10个。如果再加上其他未统计的国家，其时城邑当在千个以上（注：张鸿雁：《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秦汉时期，随着郡县制推行，行政中心城市特别是县城镇得到大量发展。秦代时全国已设郡40多个，汉代达到103个，县则由400多个增加到1587个，郡县级城市(镇)合计达到1690个。众多商业中心城市兴起，并以商业贸易联系为纽带，形成了若干城市经济区域。秦代除了开辟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东穷燕、齐，南极吴、楚”的驰道外，在岭南还修筑了“新道”，在巴蜀修筑了“栈道”，从四川宜宾到云南曲靖一带修筑了“五尺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直至九原郡的“直道”等。在水运方面，不仅疏浚了鸿沟，将河、济、睢、淮四水连通起来，形成当时北方主要水运干线，而且在长江流域吴、楚、蜀也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以兴行船、灌溉之利。即便在岭南地区也开辟了“灵渠”，以沟通湘江、漓江之水运。汉代在此基础上又有发展。这样，一个全国性水陆交通干道网基本形成，大大方便了全国的交通联系和商品流通，因而在国内主要地区出现了一系列规模较大、不同等级的商业中心城市。如京师长安既是全国最大的政治中心，也是最大商业中心。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我国城市发展又出现了新的特点：(1)发展和分布重心南移——发展呈南升北降、重心南移的态势。(2)沿大运河、沿长江城市发展轴线初见端倪，东南沿海港市兴起。当时兴起的港市在长江以南者除交州、广州之外，有广东的潮州，福建的泉州、福州，浙江的温州、明州(宁波)；长江以北者有：扬州，山东半岛南部的密州，北部的登州(蓬莱)与莱州(掖县)，渤海湾北部的平州(河北卢龙)，以及辽东半岛南端的都里镇(今旅顺附近)。(3)出现了我国最早的“镇”。这里所说的镇指的是“建制镇”，它是作为国家一级行政建制而设立的，镇的性质也不完全同于今天所设立的各个镇的性质，它主要是军事防务和行政管理。我国最早出现的镇是在北魏太武帝时期。先是魏明元帝时(公元416-423年)为了防御北方的柔然，于423年修筑长城2000余里(东起赤城，今河北省赤城县)，西至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魏太武帝拓跋焘时(424-451年)为进一步防御柔然（注：北魏时柔然族建立的政权，原在鄂尔浑河和土拉河流域游牧，北魏时进居阴山一带。），又在长城以外及陕北、宁夏、甘肃的要害处设镇，各镇均辖有一定地域范围，置镇将镇守，统管镇辖区的军事行政事务，这便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