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问题的提出都有它特定的时空背景，而问题的解决也总是需要特定的条件。上海市提出城市精神塑造问题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与共鸣，其直接的背景是上海在上世纪90年代的城市发展、特别是城市的基本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城市面貌和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功能也不断有新的拓展。同时，从超越上海的更广阔的时代背景来看，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诸如对城市规划的趋同而导致的城市个性的丧失以及“城市病”的蔓延的担忧、经济全球化引起的以都市圈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期望等也是促使人们高度重视城市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 城市文明的扩散是城市化战略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城市精神是城市文明的产物，推进城市化战略尤其要重视城市文明的提升和城市精神的凝炼。何谓“城市”？城市是人的聚居空间，也是人的交往空间。人是社会的动物，或者说是政治的动物，城市正是因为能更好地满足并发挥人的这种聚群与交往的愿望而发展起来的。现代人讲起“城市”是一个很通俗的概念，但中文中的城市是由“城”和“市”两个字合成的。中国古代的“城”主要具有防卫的意义，往往指由高高的城墙所围护起来以保证大家安全生活的一块土地即“城郭”，所谓的“攻城拔寨”、“破城”即含此意(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卫城”也是如此)。而所谓的“市”则主要指具有交换功能(包括信息与物品的交流)的场所，有一本由同济大学吴启迪校长等人翻译的《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其开首“序幕”为“城市的挽歌”，作者从古代村民们往往围“井”而居讲起，认为通过汲水活动而在井边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最早的交往与交易的公共空间，水管的建造逐步导致井边的冷清。无独有偶的是国人常将“市”与“井”连称为“市井”，我想这也许是同出一源的。但我想，井边的萧条并不等于人们交往需求的退化，相反，它催生了集市和广场的兴起，而集市的频繁则直接导致了城镇与城市的诞生。最早的市场交换也许也是从井边开始，渐次以往发展为固定的市场，市场经济的萌芽由此而逐渐发育，而城市正是因为摆脱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不断壮大起来的。城市生活方式的特点正是通过一定的组织分工，不同生产者通过交换自己的产品以获得生活资料。所以，城市既是人的聚居空间，更是人的交往空间，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固定空间，也是心理意义上的交流空间。简而言之，城市正在日益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主要空间，城市文明的实质也可以说是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流变中的、日新月异的开放的交往空间。现代网络空间的发展很可能将导致传统城市的衰落，但这并不是城市的衰落，伴随着交往方式改变的恰恰是人类交往空间的扩展。“伊妹儿”带来的将是现代城市功能的更新与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丰富，但是我认为“虚拟空间”是代替不了人类直接的面对面的交往需求的。城市文明伴随工业文明而兴起，亦带来现代科技文明的兴盛，已经并将继续带来人类生存方式的巨变和生存质量的提升。 20世纪是人类城市化进展最快的世纪，也是城市文明扩散的世纪。据有关统计，截止20世纪末(有的说是1998年)世界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0％，即人类的一半已经生活在城市。而中国的城市化率也在1998年第一次跨过30％这个关节点，从而进入城市化的加速期(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的我国城市化率已经突破40％)。踏进新世纪之初，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国家战略之一，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选择。这不仅仅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必须，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至于国内外都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我认为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其关键是对于传统城市化道路的反思，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不能简单沿袭20世纪的老路。（注：参见拙文：《21世纪的城市化道路该咋走》，载《上海经济报》，2000年12月6日“论坛”。）20世纪的城市化从总体上看，其自发性大于自觉性，基本路径是随工业化而城市化、为工业化而城市化(发达国家是前者为主导，发展中国家以后者为主干)。 那么，真正起轫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城市化的路径是什么呢？这就涉及到对城市化定义的重新认识。何谓城市化？我认为，传统城市化的定义往往只是停留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乡村人口向城市的集聚这一个量的表征上，而未能体现出城市文明(含城市生活方式)向乡村的扩散和辐射这一个质的规定性，而真正的城市化应该是这两者的统一。自觉的城市化更应该关注的是后者。因此，我不认为发达国家出现的“郊区化”是“逆城市化”，因为城市相对于乡村，而郊区则附属于城市，特别是现代人口向郊区的迁徙实际上一方面是城市扩张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现代人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的一种选择，是城市生活方式的延伸、城市文明的扩散基础上而自觉地“郊区化”。所以，当城市化率超过70％以后出现的人口“郊区化”趋势，准确的判断应该是“超城市化”或“深度城市化”的表现，不是城市文明的逆转，而恰恰是城市文明的扩展与辐射。 基于上述对城市化定义的理解，我曾经提出过一个也许是有些与现有思路相异的命题，即中国的城市化应该走先“都市化”再“城镇化”的大城市与小城镇的协调发展之路，或者干脆说，中国的城市化之路将是经一定程度的“都市化”而返归“城镇化”：不只是经由农村而形成乡镇的人口集聚的传统城镇化之路，而且要经由一定程度的大中城市发展基础上的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文明的示范和扩张，从而形成新的郊区化式的小城镇发展之路，这样的“小城镇”将真正是示范人类城市化发展的“大战略”，也将能真正为实现现代人类“诗意栖居”的理想。（注：见拙文《中国城市化：大都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2期。）城市导引着人类的进步，城市带来了工业文明和现代化，没有城市的发展，“僻壤”只能与“穷乡”命运相系，而以城市带城镇，有了城市文明的示范，才能带起新型的乡村建设，这已是被历史所证明的必由之路。当中国在进入21世纪之际将城市化作为自觉的战略选择来加以推进时，其重要目的也正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困扰我国现代化的“三农问题”，加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使更多的人口能享受到现代城市文明的福祉，全面提升国人的生活质量，这才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