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水利”的社会文化关联，一些中国的远古文献虽然有所提及，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性研究。比如，《尚书·洪范》篇有这样的话：“我不知其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无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是箕子答复武王问天道的言论。其大意是，武王问到：上天保佑下民，监视他们的行事，它的秩序如何，我还不太明白。箕子回答说：我听说以前鲧用土阻塞洪水，违反五行中水的特性，上苍震怒了，不给他洪范九畴，治理国家的正常秩序被破坏了，鲧也被杀死。禹继续鲧的事业，天帝赐给他洪范九畴，才恢复了社会秩序。这里虽已注意到了治水与社会控制与社会秩序的关系，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得从西方学者关于“东方水利社会”的争论开始。 一、“水”与政治：韦伯、马克思与魏特夫 启蒙主义时代以后，欧洲试图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理解其他地区的文化，尤其是东方文化。最早系统地提出亚洲理论的是孟德斯鸠、英国的国民经济学家和黑格尔。他们的理论虽各有差异，但是在对亚洲社会的“停滞”和“专制主义”性质的基本看法上是一致的。比如黑格尔用这样一段话来表达他的亚洲观及其历史哲学： 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世界的历史有一个东方（“东方”这个名词的本身是一个完全相对的东西）；因为地球虽然是圆的，历史并不围绕着它转动，相反地，历史是有一个决定的“东方”，就是亚细亚，那个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便在这里升起，散播一种更为高贵的光明。世界历史就是使未经管束的天然的意志服从普遍的原则，并且达到主观的自由的训练。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尔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的第一种形式是专制政体，第二种是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第三种是君主政体。（《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P110—111.） 这种专制政体是怎样产生的呢？随后的思想家和学者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东方的治水和灌溉。马克斯·韦伯在《普通经济史》中这样讲到他对东方社会的看法： 在埃及、西亚、印度和中国的文化发展中，灌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水的问题，又决定着官僚制度的存在，和依附阶级的强制服役，以及被统治阶级对君主的官僚职能的依赖。 卡儿·马克思同样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表达了相似的亚洲观。他说： 从撒哈拉起横贯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直到亚洲高原最高地区，人工灌溉在这里是农业的第一个条件，而这不是公社和省的事，就是中央政府的事。东方的政府总是只有三个部门：财政（掠夺国内）、军政（掠夺国内和国外）和公共工程（管理再生产）。（《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75—76.） 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P64.） 迄今为止对“东方水利社会”研究最富影响力的当数卡儿·魏特夫（K.Wittfogel）和他出色的作品《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魏氏的思想直接来源于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但他进一步把这种生产方式发挥为“治水社会”，即“东方专制主义”。他认为“对于‘治水’经济的分析为理解长期被忽视的世界历史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为此，他把世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非治水地区，西欧、北美和日本属于这一类；其余是治水地区。中国是他论述的主要“治水国家”，此外还论述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波斯、中亚土尔其斯坦、拜占廷、俄国、东南亚一些国家、爪哇、夏威夷、西班牙征服以前的安第斯山地区（印加帝国）、中美洲、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在这些地区，他划分出治水核心地区、治水边缘地区和治水次边缘地区。 在魏氏看来，由于东方社会的水利灌溉需要一体化的协作，需要强有力的管理和控制，因而就产生了专制主义的统治，这种统治非常稳固，经久不变，除非这个社会的灌溉系统受到致命的破坏。 他还提出一个专门的术语“水利文明”（Hydraulic Civilization）。凡是依靠政府管理的大规模的水利设施，无论是生产性的（为了灌溉），还是保护性的（为了防洪），而推行其农业制度的文化时期即是水利文明。他相信，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灌溉要求强有力的和集中的控制，政府的代理人就要垄断政治权力，并且支配经济，结果就产生专制主义者管理的国家。此外，这些官僚与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有密切的联系，而其他权力中心会出现衰微的现象。进行水利工程的强迫劳动是由官僚机构指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