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到风俗

      风俗，在中国古代代表着社会的群体文化及其氛围，这一特殊意义使其受到历代统治阶层的高度重视。在先秦文献中，“风俗”之义最早由“风”字指称。从“风”到风俗，经历了较长的意涵演进过程，体现为一个文化化历程，并因而直接导引了先秦“移风易俗”意识形态政策的形成。学术界对古代美学、文论中含“风”字的命题或范畴的研究重视已久，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关于从“风”到风俗的意涵渊源这一重要问题，迄今尚无专论。本文拟依据先秦文献，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从文化化角度梳理从“风”到风俗的基本演进脉络，并进一步揭示先秦官方文化政策的形成背景。

      1 自然风与最初的文化化

      甲骨文中无“风”而有“凤”，殷商金文中“风”、“凤”二字皆无。王国维释“风”：“从隹从凡，即凤字，卜辞假凤为风。”[1](p383) 可谓不易之论。从现存含“风”字的甲骨卜辞看，商人大多占卜风在当日会否出现、大小如何、是否有害等情况，“风”还常与“雨”出现在同一片卜辞中，这都表明“风”的基本义项自始即为空气流动的自然现象。同时，甲骨卜辞中有“于帝史凤、二犬”，郭沫若释之曰：“是古人盖以凤为风神。……盖风可以为利，可以为害也。此言‘于帝史凤’者，盖视凤为天帝之使，而祀之以二犬。”[1](p377) 这说明，殷商以风神为上天使者，风被神化而拥有了很高地位。

      到了有史书记载的西周时期，古人有关风的观念可以看得更为清晰。《尚书·洪范》把风列为五种基本气象之一：“八、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蒙，恒风若。[2](p313—315) 其中，“时风”指风适时产生，而“恒风”指风常刮不停。这里，西周继承殷商以风为上天使者的观念，把风视为上天用以赏罚帝王政事得失的五种气象之一，“风”直接被看作上天使者，在某种程度上被神化或是文化化了。帝王唯谨慎施政才能领受“时风”之利而避免“恒风”之害，使草木得以茂盛生长。应该说，在远古以农业为主而生产力水平又极为低下的情形下，风作为上帝使者的崇高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其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利害影响。

      不仅如此，西周甚或西周以前的官方还早已懂得利用音乐省察风气土气以确定农时。《国语》记载：“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王即斋宫百官御事，各节其斋三日……是日也，瞽帅、音官以风土。”又：“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3] 从这两则材料所指年代看，乐官省风土的传统有可能在舜之前就已产生。这里，可以初步肯定以下两个观念：一是自然风气与土气相对应，风直接相关于农业；二是通过音乐能测知风气，音乐与自然风气间关系极为密切。可以推论，自然风是土气和音乐的根源所在。

      到春秋早期，“风”仍指自然现象，并且也与音乐有关：“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4](p461) 八音可传播八方之风， 蒋孔阳将此归纳为音乐的“宣气”[5] 作用。

      综上，商周至春秋早期，“风”字基本义项为自然现象，而且，其从一开始出现就被神化即文化化了。在音乐省风土、宣风气做法中，“风”更体现为自然律与文化化的紧密结合。此后，“风”字意涵在指自然现象的基础上，经历了几次较大演进（本文基本包括了现存先秦文献中“风”字从指自然现象到指风俗之间出现的所有大的义项变化，这些义项的排列总体上按其材料所出年代先后），继续着文化化的历程，直至春秋末期出现风俗之义。

      2 从“牝牡相诱”到“国风”：文化化的群体品格

      （1）牝牡相诱

      “风”在《尚书》中最后一次出现时不再指自然气象：“马牛其风，臣妾逋逃。”[2](P513) 清人孙星衍注疏此句曰：“风者，《春秋·左氏》僖四年《传》云：‘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服注云：‘风，放也。牝牡相诱谓之风。’”[2] 从东汉服虔的注以及孙星衍之疏，已经无法确知春秋早期“风”指“牝牡相诱”的缘由。不过，时隔十二年后，《左传》记载：“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4](P469)

      这里，周内史叔兴以自然风为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产物。吕思勉曾就阴阳学说之来历指出：“吾国古者宗教哲学之释此疑义也，盖全本诸人事以为推。故曰：‘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又曰：‘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夫本诸人以为推，则其以万有缘起归诸阴阳二力牢矣。”[6](P369) 阴阳之分由人类男女两性之别类推而来，照此推测，古人将阴阳二气相互作用产生的自然现象命名为“风”，也就是由他们将男女相悦称为“风”类推而来的。而吕思勉还指出：“《老子》之为古书，有二证焉：其文辞甚古……所用名词多与他书异，如不言男女而言牝牡，其一端也。”[6](P369) 此言不虚。当时的一些典籍文献常常以牝牡、雌雄兼指人和动物之性别，则“马牛其风”很可能又是由“风”指人类两性相悦类推而来。简而言之，“风”指“牝牡相诱”当是先秦阴阳宇宙论和类比思维的产物，“风”的文化化印记于此显得愈加深刻。

      “雉鸣求其牡”[7]，而对人类来说，最初大概是以原始歌谣传达爱情。 原始歌谣的原貌已不可得见，但可以根据以原始歌谣为底子的《诗经·国风》的诗辞来考察其内容。《诗经·国风》共160篇，其中明显以婚恋为主题的就有61篇之多，且多为尽任自然情性而毫无礼教束缚气息的言情之作。甚至，《郑风·溱洧》、《陈风·东门之枌》、《陈风·东门之池》等就直接描写了当时民间男女用歌舞传情以取悦对方的风俗。由此，“风”既然指“牝牡相诱”，那么为追求异性而产生的原始歌谣也就可以相应地被称为“风”。再进一步从现存先秦歌谣整体看，无论是为传达爱情还是讥刺时政抑或其他而作，《诗经·国风》无一篇不浸透着民众群体的情感、情绪[8]。《古诗源》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所收录的先秦诗谣虽多后人伪作，但其内容也多为民众感于时政之哀乐的率直传达。据此，原始歌谣的确表现着当时社会的民情氛围，而“风”既然可指原始歌谣，实质上也就蕴涵着先秦民众自然粗犷、哀乐无节的群体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