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从半个世纪前斯图尔德提出文化生态学概念及其理论体系以来，文化生态学研究在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哲学、景观生态学以及文化地理学等学科领域都得到了广泛运用与深入发展，但是由于受各自的学术视野局限，其操作的文化生态学概念体系与理论要义有较大差别，系统性差、兼容性弱。在世界性的许多问题明显源于人类自身，生态观与生态方法日益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基本思想从而使人类与环境关系研究迅速增强的今天，文化生态学加快其学科理论建树，提升其在相关学科的应用水平就显得十分必要。 2 文化生态学研究的理论述评 2.1 源于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生态理论 主要由美国文化进化论学者斯图尔德（Julian H.Steward）创立。1955年出版的《文化变迁理论》专著中完整阐述了其主张的文化—生态适应理论。认为文化变迁就是文化适应，这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称为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重点阐明不同地域环境下文化的特征及其类型的起源，即人类集团的文化方式如何适应环境的自然资源、如何适应其他集团的生存，也就是适应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1]。主张通过分析技术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分析用特定技术开发特定地区的行为方式以及确定环境开发中行为方式影响文化其他方面的程度等途径检验文化核心的环境适应，依此解析文化差异和相似，并试图概括文化规律、文化变迁的原因。其理论核心是环境、技术与社会制度的因果关系理论。 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怀特（L.A.White）认为它是历史特殊论模式[2]。墨菲（R.F.Nurphy）将其视为社会学的唯物主义[3]。莱塞（Alesander Lesser）概括斯图尔德的社会进化为单线发展论[3]。哈里斯（M.Harres）赞赏用文化唯物主义原则解决文化比较的具体问题[4]。吴文藻在肯定斯图尔德将自然科学引入文化研究的意义的同时，指出社会科学有其自身规律，只能用自然科学规律解释而不能完全用自然科学规律替代[5]。黄淑娉等认为人类学研究应该注意文化对环境的适应，但只讲技术，不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是不全面的[6]。笔者认为，斯图尔德首次将生态学原理引入文化研究中，发现了文化与环境因果关系并系统论证了其对于人类社会组织的作用、类型与意义，具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他所确定的以特定环境下特定行为模式关系作为文化生态学研究主要内容观点，尤其是确定区域“文化内核”是与生存和经济行为关系最密切的那部分文化，并认为对其必须进行详细研究的指导思想，都极具前瞻性。这一切均比其前的社会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偏重人类生物学研究，以及从中未能离析人类文化现象的方法是巨大进步。只是其将社会文化变迁看作是环境单因素的线性结果是极为片面的。 必须指出的是，自20世纪初叶起，我国学者李大钊、冯友兰、梁漱溟等在探讨文化生成机制时，就力图从生态环境角度说明文化差异性、民族性，进而进行优劣比较与选择[7—9]。虽然没有把文化生态看作动态系统而是静态研究，但启发了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省。20世纪50、60年代我国曾出现民族调查高潮，文化生态研究一度活跃。林耀华等撰写的《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为其时的典型之作。近十年来，相关的实践研究迅速增多，一定程度上充实了文化生态学理论研究[10—13]。的确，“全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可看作是各种文化不断地适应其境遇的变迁历程”[14]，因此，文化生态学研究意义日益显现。 2.2 源于生物生态学的文化生态理论 如果说斯图尔德创立的文化生态学带有更多文化史或文化进化的特征，那么在作为文化生态学重要理论与方法来源的生物生态学是从其另一横断学科—景观生态学中展开对其研究的。景观生态学（Landscape Ecology）是1939 年德国学者特罗尔（C.Troll）提出的，并在中欧得到传播[15]，主要研究由不同生态系统所组成的景观空间结构、互相作用、协调功能以及动态变化[16]。也有人认为它是地理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学科[17，18]。 由于现代社会环境中景观的文化蕴义越来越鲜明，因此景观生态学在最近十年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19，22]。伴随国际景观生态协会（IALE）于1989 年成立文化与景观分会，相关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日渐增多。文化建造各种景观，同时景观影响着文化。文化特征总是与一定的景观相联系[23]。以色列的纳沃（Z.Naveh）、德国的葛尔斯曼（W.D.Grossmann）是较早重视文化与景观关系的学者。日本与加拿大等国的有关研究人员关心了景观的心理效应与生理效应、研究了景观美学以及景观的感知。美国纳索尔（J.I.Nassauer）提出了景观生态研究中文化方面研究的四条主要原则：即人的景观感知、认识和准则影响景观，并受景观的影响；文化习俗强烈地影响着居住景观和自然景观；自然界的文化概念不同于科学的生态功能概念；景观外貌反映文化准则[24]。我国学者南忠仁基于人类生态系统的热力学分析，导出人类生态系统之熵变公式为：dS＝dS[,i]＋dS[,e]＋dS[,h]。S为系统的熵，dS、dS[,i]、dS[,e]和dS[,h]分别表示系统的总熵变、内部熵变、与外交换的熵变和由于人类的技术行为所影响系统内部的熵变。进一步考查dS[,h]，则有dS[,h]＝F（dS[,i]，dS[,e]，t），t代表时间[25]。这定性地说明了人类文化与环境的关系。我国学者对民族文化景观研究的实践表明，不同民族由于历史等原因，人口质量、结构和生产技能呈现较大差别。但都通过长期的环境感应，建立了自己利用、改造生态环境并使之与人类社会本身协调发展的知识体系及其相应的文化生态系统[2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