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于社会犹如记忆之于个体。追问文化与人性的关联，探寻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格差异，此种兴趣可追溯至古希腊学者。但对文化与人格的现代分析却肇始于文化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19世纪中后期，泰勒（E.B.Tylor）在其开创性著作《原始文化：对神话、哲学、宗教、艺术和习俗发展的研究》（1877）中，提出了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堪称文化与人格研究的现代开端。科学心理学创始人冯特于1900～1920年出版了10卷本《民族心理学》，为后继者研究文化对心理的影响提供了典范。这些早期工作成为后来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基础。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兴盛时期，文化人类学家与心理学家密切合作，使这一领域既成果丰硕又影响广泛。但五六十年代风云突变，由于各种原因文化与人格研究日渐式微，走向衰落。漫长的低迷状态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期，直到心理学出现文化转向，特质心理学取得一系列进展，尤其是80年代后期人格五因素模型（FFM）的出现，为文化与人格研究重新注入活力，使其进入复苏期。90年代至今，这一领域在跨文化水平、文化间水平和文化内水平展开多层次研究，取得一些突破性进展。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出现了不少各执一词的争端，我们预期这些争端将成为未来研究的生长点。 一、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历史嬗变 1.兴盛时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兴盛时期，许多心理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精神病理学家活跃在这一领域，他们在一些大学或培训机构里热烈地讨论文化与人格问题。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此时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它隐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即源于一定文化价值观的儿童教养模式对人格塑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每种文化中都有相似或模式化的人格特征。（注：L.A.佩尔著，黄希庭译，2003，第25页。） 当时的研究主要采用直觉方法、投射测验、传记材料分析等间接推断人格，通过探查一定生活方式和文化制度对人格特征的影响，实现对文化与人格关系的整体理解。 文化人类学家与心理学家互相借鉴、彼此合作，是三四十年代文化与人格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一方面，文化人类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广泛吸收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既有理论，另一方面心理学家也认识到文化变量是检验心理学研究成果的一种有效手段。本尼迪克特和米德是当时文化人类学的两位代表性人物，她们在导师博阿斯的影响下运用心理学的方法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在对北美印第安人部落进行广泛的文化调查后，本尼迪克特于1934年出版《文化模式》一书，印证了文化与人格的相互关系；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等著作中，指出人类心理和行为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在西方背景下得到的心理学理论未必适用于其他文化。（注：韩忠太、张秀芬，2002，第62～63页。） 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一种常见现象是，在文化人类学与心理学的研讨会上，先由文化人类学家描述他们所作的田野调查，然后精神分析学者予以分析和解释。两方面的密切合作与交流，使这一时期的文化与人格研究成为一个激动人心的跨学科领域，留下了一批传世之作，如《童年与社会》、《权威型人格》、《个人及其社会》、《阿罗人》等。其中，卡丁纳（Abram Kardiner,1939）提出的“基本人格结构”的概念最为重要，他将其界定为：“个体有效适应的工具，对社会中每一个人是共同的”，是早期经验和相似社会化的产物。（注：Marsella,A.J.et al.,2000,p.43.） 此外，卡丁纳还收集了大量的传记材料和投射测验材料，研究文化与人格相互作用的机制，并建构了一个初步模型，如下所示：（注：Bock,P.K,2000,p.33.） 文化初级制度→社会化活动→基本人格结构→文化次级制度 总之，文化与人格研究在三四十年代枝繁叶茂，以其宏博的理论和跨学科的地位而盛行于世，对当时的其他社会科学产生了广泛影响。 2.衰落时期 20世纪50～60年代，文化与人格研究进入衰落时期。对此麦克雷（McCrae）曾描述道：“人类历史上最难忘的事情之一，是古老的玛雅文化在19世纪突然消失。与此相仿的是，20世纪50年代文化与人格研究在社会科学中消失，一个跨学科领域在留下闻名于世的《文化模式》、《童年与社会》、《权威型人格》之后突然销声匿迹。”（注：McCrae,R.R.,2000,p.10.） 一个取得过如此辉煌，吸引过众多研究者的领域，为什么突然间失去了魅力？从今天来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此时的文化与人格研究失去了理论支撑。20世纪中期，心理学内部运动此消彼长，曾经影响深远的精神分析理论开始失去说服力，许多研究者认为它缺乏实证基础，不是科学可信的。另一方面，奥尔波特、卡特尔创立的特质心理学虽然为文化与人格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但这一理论在当时还不够成熟壮大，一直未能取得有关基本特质单元的共识。当时的许多心理学家认为，人格特质的概念是肤浅的，而且对人格特质预测实验室行为的能力感到失望。由此，精神分析理论被质疑，特质理论又没有被广泛接受，50～60年代的文化与人格研究因失去理论基础而被悬空。 其二，投射测验、传记材料分析等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批评和质疑。受心理学内部发展趋向的影响，50～60年代的心理学开始变得日益量化和科学化，心理学家认为投射测验、传记材料分析等方法过于主观和粗略，应该使研究更加量化和客观化。但是，当因素分析、人格测量等客观方法和量化统计引入文化与人格研究之后，许多社会学者却对这一领域不再感兴趣，因为日益精确化、小型化的人格理论似乎失去了老牌理论的宏大气魄，在解释文化和现实生活时多少显得有些单薄。 此外，英克尔斯（Inkeles）和莱文森（Levinson）对文化与人格研究提出批评，认为它一是假定同一性和同质性而简化了文化，二是完全依赖于小样本的方法。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许多文化人类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联合进行所谓的国家性格研究，试图将小团体中发展起来的方法运用到众多国家人格结构的考察和比较中去，这种研究策略受到质疑。这些批评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回应，也使人们对文化与人格研究失去了以往的热情和关注，从而陷入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