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办法：我是个白人。因为在无意识中，我并不信任我身上的黑人成分，也就是，我全部的存在。 ——弗朗兹·法侬[1] 哦，回答不上那所有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好傻，我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基奥瓦印第安人…… ——N.斯科特·默玛得[2](P101) 我[……]憎恨德国。我憎恨做德国人。 ——塞宾·莱舍勒[3](P9) 无论是福是祸，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不断加速的全球化的力量，以及随之出现的复杂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和语言的网络，它们迫使我们对生活中几乎所有的方面进行重新思考。我们再也不能在自足的民族文化、孤立的社会情境和学科范围内考虑问题了。目睹世界各地财产的组织和产权法规的剧烈变化，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些变化对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影响之巨大，包括人格和主体性的结构自身。因此，我们再也不能孤立地在政治、心理和美学的领域进行思考，而是要为它们之间的纠葛、互联（co-articulation）、越码（transcoding）建构理论的框架。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充满了暴力和战争、种族主义、民族和宗教冲突，以及社会、文化和环境遭到破坏的时代，批评理论如果还想在今天的世界构形中保持相应的发言权，就必须关注这些问题。 本文所探讨的是，今天这些跨越国界、文化、民族或宗教的团体之间的交流和交往，如何影响到有关人格和主体性的问题。我特别想考问的是，暴力的历史如何在受害者和行凶者，以及他们的后代身上，在他们个人的、文化的、民族的和集体的身份形成上打下印记。我要看看，隔代的创伤在身份形成的过程中，如何成为个人、团体和国家的精神传统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与文学研究有关的话题，特别是由于出现了描写暴力历史的新风尚，包括从亲身经历的角度出发所书写的见证，以及近期所谓传记写作（life-writing）的激增。这些作品从亲历过痛苦历史的个人角度，对暴力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探察。批评理论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利用交叉的理论话语，对这些问题给予了关注。有趣的是，身份的属性问题——已经受到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严重挑战——又带着满腔的仇恨重新返回，并引发了极有争议的辩论。后殖民理论、种族批评理论、创伤理论以及所谓的少数族的话语，包括民族理论、性别及同性恋理论都关注到了身份问题，并且对身份政治的出现，以及把国家、文化、民族或性别身份的概念本质化的令人忧虑的手段，进行了批评。有关身份的争论之所以发生在个人和政治的相交之处，是因为它们关涉到自我和团体的塑形，这种塑形通过复杂的、通常是高度冲突的嫡属、认属和脱属的过程得以完成。 我们也许会问，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解决这些争论是否有用。毫无疑问，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如何分析全球化和全球合作的资本主义的力量，提供了最为缜密精深的概念。但我们若要理解后者的心理和社会文化影响，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和更加复杂的心理理论结合起来。新的心理分析理论，包括心理创伤分析理论，不断地提供有关心灵和头脑的最为缜密精深的理论。因此，目前出现的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结合起来的新的理论风潮，就绝非一个偶然的事件。比如，维克多·沃尔夫斯坦（Victor Wolfenstein）的《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阿契里·莫贝姆毕（Achille Mbembe）的《在后殖民地》，安娜·安林·程（Anne Anlin Cheng）的《种族的忧郁》，以及保罗·吉尔罗瑞（Paul Gilroy）的《后殖民忧郁症》，都再次点燃了位于政治和心理交叉处的争论。以下思考就算是我为这场辩论所做的贡献吧。 本文开头的三段引言烛照了身份焦虑的三种形式，它们是因为对民族、种族或国别的质询所引起的情感冲突而造成的。阿尔都塞认为，质询就是当进入特定的文化、政治或法律情境中时，主体所受到的震惊。比如，我们正行走在大街上，若听闻警察叫道：“嗨，马上站住！”就算我们未曾犯过罪，也会像罪犯一样有被质询的感觉。我认为，种族和民族是作为文化和政治的质询而发生作用的，而不是作为给定的本体之物。它们招呼我们，命令我们将它们变成我们自己的，或者至少要求我们通过它们来给自己定位。当身份从外部被强加于我们时，我们就会最敏锐地意识到种族或民族的身份，无论这些外部的力量来自我们自己的团体、掌权的国家或殖民政权，还是来自靠诋毁、诽谤或理想化而把我们类型化的外国文化或宗教成员。 法侬那著名的“我是个白人”，实际上探触到了公开质询的表面之下（的部分）。在此，法侬简明扼要地指出了文化和种族无意识的可变质。在他作为殖民地主体的现实层面上，很简单，法侬只会被作为一个黑人而质询。也就是说，在公开的场合，他总会被施行殖民权力的力量置于他的位置，即他作为一个黑人的位置。然而，通过追溯殖民的心理影响，法侬揭示出，无意识的质询却远不是如此简单。在对压迫者充满了矛盾和无意识的认同中，法侬在他的自我形象中发现了白人情感的踪迹。他的自我理想是一个白人的自我理想。他永远也不可能感到，从作为一个被解除了被殖民身份的黑人的角度而言，他还会有何样的理想。事实上，潜在的、对头脑的殖民已经劫持了他作为一个黑人的情感。这些情感不仅复杂地与“我是个白人”的感觉纠结在一起，还仿效了白人对黑人的拒绝。比《黑皮肤白面具》的书名更可怕的是，这部作品认为，白色的种族移情并不仅限于面具的表面。面具可以被拿掉，而法侬所说的白色是指向自我的核心的。在此，身份的焦虑是建立在对白人侵略者牢固的、但又是无意识的认同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认同甚至在法侬有意识的非殖民化的斗争中还仍然存留。“没有办法”，他说。更加危险的是，法侬所言的对殖民者价值观的内化，导致了他喋喋不休地对自我的属性进行诋毁。“我并不信任我身上的黑人成分，也就是，我全部的存在。”自尊，如果还有自尊的话，也必须以成为白人、成为他者为基础。这就是萨特所熟谙的对抗性态势，对“想像的儿童”或成人身上“想像的个性”之分析显示了他对此透彻的理解。在对福楼拜进行心理社会研究时，萨特说，“包法利夫人，那就是我”。当想像的人格在相互冲突的质询压力之下被重新发明出来的时候，它们总是会穿越种族、民族和性别的界限。要解除对头脑的殖民，就必须触及到这种不信任的底部，以及位于存在核心的这种自我厌恶；就必须把冲突的态度与自我塑形的过程结合起来；就必须为在自我的想像性重新发明中所失去的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