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发展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支撑力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一般说来，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必须看到，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会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则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本质上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首先，文化总是一定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文化。文化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在通常情况下，总是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文化发展的水平，经济发展的质量决定文化发展的质量，经济发展的性质决定文化发展的性质，经济发展的趋势决定文化发展的趋势。 其次，在一定条件下，文化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反作用。这里，条件很重要。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它的反作用才会发生。当然，这种反作用的力可能是正向的、积极的和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也可能是反向的、消极的、无助于甚至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因为，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性。比如，失信的普遍化对经济的反作用就是消极的。文化既要能动地反映经济发展本身的要求，同时它还要根据自身发展规律实现自身的发展。文化的相对独立性，集中表现为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 最后，经济与文化的交织，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没有没有文化的经济与社会，也没有离开了经济的文化。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的发展需要文化的支撑。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经济人”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时代新人——“市民阶级”——的“化身”。正是这种“经济人”的道德观，包括诚信守约、履行支付承诺、尊重市场伙伴等等，构成了当时特定的文化观念。这些文化观念实际上也就是后来市场进一步扩展和经济不断实现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大量经验资料表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与文化是交织和在相互作用中实现发展的。经济需要文化的支撑，文化是经济的派生物。但文化所反映的，总是经济活动的深层本质关系。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马歇尔才在其经济学研究中特别重视文化(包括宗教、道德、观念、理想)因素对经济动机的决定作用[1]。新古典经济学虽然特别重视和强调资本、劳动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重视甚至忽视文化因素的作用，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很多经济学家，特别是西奥多·W·舒尔茨不仅注意到了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土地和资本等物质生产要素的作用在下降，而且看到了曾经依附于土地和资本的人的技术及其知识水平、特别是文化素质，对经济增长所具有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他才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在舒尔茨看来，人力资本是包括教育等与提升劳动者技术和文化素质在内的概念[2]。总之，经济与文化的交织，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且带来了文化的进化。两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了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广义的文化是通过人表现出来的，“人力资本”供给多少则是经济发展文化支撑力大小的具体体现。所谓“人力资本”，按照舒尔茨等人的理解，主要是指人通过接受教育而获得和增进的知识和技术，或者说，是知识和技术在人身上的对象化和持续积累。诺斯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开创者，注意到了道德等意识形态对于制度演化和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3]；还有一些学者把道德伦理、行为习惯、宗教信仰等上升到了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高度。但是，他们不理解人力资本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也没有意识到文化在人体中的对象化和持续积累竟是人力资本本身。 人力资本主要由“素质人力资本”和“知识人力资本”两个方面组成[4]。其中，“素质人力资本”往往与一个人的信仰、习惯和价值观等素质因素有关。简单说来，所谓“素质人力资本”，就是素质因素起作用较大的人力资本。它产生于特定的传统文化环境和习惯，并且总是在特定文化环境和传统习惯影响下，通过长期培养与熏陶最后形成的。“知识人力资本”不同于“素质人力资本”，它往往与一个人已掌握的一定数量的知识和技能有关。简单说来，所谓“知识人力资本”，实际上就是知识水平和技能起较大作用的人力资本。它决定于国民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广度和深度，是一种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或培训获得并且可以得到传承的人力资本。 把“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具体化为“人力资本”，再把“人力资本”具体分解为“素质人力资本”和“知识人力资本”，是对人力资本科学内涵的新概括，也是从一个新的角度与层面深入探究和揭示经济发展文化支撑力的有效路径。 二、“素质人力资本”丰裕：浙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 浙江的资源条件素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称，山区比例大，人均耕地面积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矿产等资源不足。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十年，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国家在浙江的基本建设投资很少，浙江经济发展水平也很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取得迅猛发展，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一万亿元，在全国的排名也由改革开放之初的第14位跃居为现在的第4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已经接近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04年已经达到了2893美元)，创造了“浙江奇迹”。“浙江奇迹”的创造，除了体制创新和民营经济崛起等因素外，文化因素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5]。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浙江的“素质人力资本”供给充裕。 浙江人的“素质人力资本”的本质内涵是“讲求实效、注重功利”。这是浙江人的一种文化传统。古代著名思想家关于“义利并存”、“工商皆本”等观点，均可在南宋以后兴起于浙东事功学派中找到它的影子。事功学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主张学术与事功相互统一，强调实事实功，崇尚学术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这种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深刻地影响了浙江民间文化和经商理念，形成了浙江人的经商文化底蕴，表现为丰裕的“素质人力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