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之年，其内政和外交都留下了大选的痕迹。 克林顿竞选获胜，是美国历史上继罗斯福之后60多年来民主党人第一次蝉联总统职位。今年克林顿政府施政的首要目标是争取连任。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竞选活动实际上在去年年底就已打响前哨战。那时围绕年度预算问题政府与国会争吵不休，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主张削减预算以捆住民主党政府的手脚；克林顿政府则拒不让步，听任部分政府机构关门，意在损害共和党的形象。 为了竞选连任，克林顿力图采取中间路线，减少自由派色彩，与“大政府、多开支”的民主党传统做法拉开距离，对于共和党的某些主张则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最明显的是他在大选前夕签署的社会福利改革法案。美国的社会福利负担越背越重，两党都主张要改革，争执的焦点在于如何改。克林顿这次签署的法案实际上最初是共和党提出来的。要改革这个自罗斯福总统以来一直沿袭至今的社会福利制度，不能不说是个大动作。克林顿出于大选需要虽然签署了这个法案，在大选之后势必要作修改。这也是克林顿第二个任期内的一个难题。其他在诸如平衡财政预算等问题上也是如此。 当然，克林顿获得连任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美国这次经济复苏已持续69个月。目前，经济增长适度，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保持在较低水平，生产率有所提高，财政赤字不断减少。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状况至少可以延续到明年。虽然这不完全是克林顿政府的功劳，而是与多年来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和企业内部的结构调整有关，但克林顿毕竟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将经济安全列为政府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四年前他上台伊始就提出了以削减财政赤字为中心的“振兴经济计划”。一年来，克林顿在经济上也没有出现大的失误。因此，尽管社会问题、种族冲突接连不断，共和党方面也不时揭出克林顿政府的种种丑闻，克林顿还是能够如愿蝉联总统。 今年美国在外交上的突出特点是以更加强硬的姿态推行霸权主义，出台了一系列单边取向的举措。其结果，有的因触犯众怒而遭到抵制；有的因无人响应而使自己处境孤立。 3月，美国推出进一步封锁古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案”， 声称要制裁同古巴保持经贸关系的外国公司。加拿大、欧盟和拉美国家对这项法案群起反对，并表示要在法律和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 8月，美国又以打击国际恐怖活动为由通过“达马托法”，声称要对同伊朗、利比亚有经济贸易关系的外国公司实行“连锁制裁”。这项法案同样遭到许多国家的反对。9月初， 对伊拉克进行的导弹袭击也基本上只是美国一家单干。11月，联合国安理会就加利连任秘书长问题进行表决时，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今年美国提出的组建“非洲危机反应部队”的建议，因无人响应而胎死腹中。至于美国以恐怖主义和人权为借口对苏丹和尼日利亚进行的制裁，几乎所有欧洲和英联邦国家都不予理睬。这些现象说明，在当今世界，美国要大搞强权政治，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是要碰壁的，是行不通的。 美国外交上的这种强硬政策也表现在它同其他大国的关系中。今年，美欧摩擦不断。除了在“赫—伯法”、“达马托法”和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问题上美国遭到欧洲一致抵制之外，在北约改革问题上双方也发生了深刻分歧。美国只是希望北约改革在保持美国领导权的同时，让欧洲分担更多的防务责任；而欧洲则要求北约改革更多地体现“欧洲特性”，加强北约“欧洲支柱”的建设。今年法国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下属的南欧司令应由欧洲人担任，但是却遭到美国的断然拒绝。上月初西欧联盟的一份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把地中海当作是通向中东和海湾地区的跳板”。种种迹象表明，美欧之间围绕争夺北约主导权的斗争还会加剧。此外，在中东和谈问题上，法国总统希拉克亲自出马，一年之内三访中东，表明法国不满美国独揽阿以调停，力求加大干预中东和平进程的力度。 今年是冷战后美俄关系最为冷淡的一年。双方核裁军谈判事实上已经搁浅。美俄在中东和谈、海湾危机等问题上争吵加剧。美国还力图在俄国与其他独联体国家之间打进楔子，以削弱俄的势力。特别是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双方已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今年美日关系的特点是经济矛盾有所淡化，而美日防务合作加强。双方签署《美日安保联合宣言》后，初露端倪的日本新防卫态势引起亚洲国家的普遍关注。 中美关系今年上半年尚处在起伏不定的状态。从下半年开始，双方高层互访和接触增加，两国关系出现了逐步改善的势头。尤其是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不久前在马尼拉的会晤，在中美关系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辩论，发展中美关系正成为美国两党及大部分人士的共识。中美关系面临进一步改善和发展的良好机遇。 种种情况表明，冷战结束后，世界正处在深刻而复杂的变动之中，多极化的趋势继续增强。尽管美国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时移势易，它已不能主宰世界，更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美国声称要在世界上起“领导作用”但却未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此间有的舆论指出，“美国不知道或者并未意识到它的价值观在世界上已不占优势”。 应该看到，今年美国在外交上的举措与大选有一定的关系。大选之年，美国执政当局需要在外交上显示强硬姿态，为了赢得大选，往往注重“短期效果”。正是因为如此，最近有的报纸已经指出，大选之后克林顿政府将对外交政策进行一定的调整。 （本报华盛顿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