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历史表明，美国对华采取友善态度一般是在下述三种情况下发生：一是中国处于弱者的地位时，即构不成对美利益的威胁；二是中国在政治态度上追随美国时，即认为是朋友而非敌手；三是美在全球战略上有求于中国时，即具有战略共同利益。现在，第一、第二两种情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三种情况美国决策层时下尚在争论，尚不明朗，美国对华采取友善态度的历史条件很不充分。从现实看，美国对华政策中加重遏制因素已无可置疑，其基本的驱动力有三：①美国正把中国看成为最具潜在威胁的对手，认为它领导世界的全球利益正受到中国崛起的挑战；②由苏东剧变所激活的美国对外政策的理想主义传统，表现为意识形态的进攻性和“追穷寇”式的十字军讨伐；③挟天子以令诸侯，假敌国以拉住盟国的需要。关于美国对华战略中的遏制因素以及这一因素正在增强，在看法上争论不大，认识比较统一，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未来中美关系的一个已知的前提。 美国对华政策的遏制因素有其利益驱动的内在根据，它不会放弃这一政策，我们对此也不抱幻想，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它推行这一战略的主观诉求会受到什么样的制约，有没有限度，限度在哪里？对这方面的判断目前还不很确定，认识也不一样，而这恰恰是应当着重加以探讨的。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所受到的制约因素之一，是时代条件的变化。时代问题是关于国际形势的最高层次的判断，它从根本上规定着国际关系重大事件的面貌和走向。当前，中美关系的变化，从现象上看，与二战结束后美苏由联盟走向对抗的历史进程十分类似，但从本质上看，是有重大区别的，这就是时代条件不同了。近现代的中美关系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和苏美两霸争夺的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战争与革命，结盟与对抗，是这个历史时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中美关系的好好坏坏（抗日战争的好，50、60年代的坏，70、80年代的好）是由这个时代的内容和特征所决定所制约的。美国在二战后，最终选择对苏也包括对华的冷战遏制战略，在政策的产生和制定上似乎是一个主观选择的过程，好像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实际上它在当时的发展轨迹已经被客观地决定了，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非人力所能为。（乔治·凯南的电报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对此都说得很明确）今天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和平与发展何以取代冷战？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布热津斯基的共产主义“大失败论”，他只是抓住了历史大变动的现象而非本质。时代的发展之所以要结束冷战，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根本的原因是因为长期的冷战环境所造成的分裂和对抗的国际关系已经严重地脱离和落后于人类生产力向全球扩张的要求，严重地束缚了必需把地球作为一个统一的生产单位才能有效生产的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当代生产力的要求，以及与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全球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的成长与发展，所以，国际社会内在地发出了冲破这种在冷战环境下形成的旧模式、旧体制、旧格局的要求。这个历史的“绝对命令”在苏联表现为国家的解体，在中国表现为全面的改革与开放，在西方国家表现为结构性的深刻危机和变革，表现为西方联盟关系的松驰和欧、日自主意识的增强，在全球表现为柏林墙的倒塌，两极对抗局面的结束和国际经济政治区域化和全球一体化的迅猛扩展。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对抗让位于竞争，结盟让位于共处，竞争共处取代结盟对抗成为新的历史时代的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这样一个普遍的时代特征必然要影响和制约新时期中美关系的走向。美国处理新时期的中美关系若是脱不掉冷战对抗的窠臼，就会与时代的内在要求发生尖锐的冲突。试问，今天的时代还允许把一个12亿人口的巨大市场通过人为建立的遏制圈隔离和排除于国际社会之外吗？还允许在刚刚结束了欧洲的分裂局面后又制造一个亚洲的分裂局面吗？还允许美国一部分权势集团继续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重开一场对中国的冷战吗？还允许美国借反华旗帜（像当年借反苏旗帜）继续把欧日绑在他的战车上，听命于美国驱使吗？还允许在破除了美苏两极帝国模式后，又听凭美国一极统治世界吗？今天的时代不允许再出现一种持久的全面的对抗关系，这是对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第一个制约因素。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所受到的制约之二是多极化格局的制约。仅就当今世界的两个重点地区而言，美国在欧洲遇到的是重新统一的德国和力挽颓势、不甘沦为二流国家、又存在着巨大发展潜力的俄国；在亚洲是在经济上崛起的中国和正在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美国在这两个地区还同时遇到统一的欧洲和自主意识越来越强的亚洲国家的挑战。再加上美国在欧亚的领导权本来就缺乏地缘意义上的合法性，美国可以是北美的当然主人，但对欧洲和亚洲来说并不具有天然的领导资格，只是一个喧宾夺主的角色。因而，美国要建立单极世界的图谋与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就形成了一个冲突。“一超多强”不能仅仅看成是对当前多极状态的力量关系的描述，就其实质而言，它更是对多极趋势的矛盾关系的揭示，这就是“一超面临多强的挑战”，“一超处于矛盾的中心位置”。在当前的多极格局中，哪一个国家是矛盾的焦点，这个问题非搞清楚不可。毛主席在世时，就反复琢磨美苏争夺的重点问题，究竟在欧洲还是在亚洲？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对我国安全形势判断的对错。也关系到是否上西方将“祸水东推”的当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与那时相类似，明明是美国同世界诸强都存在着矛盾，它却偏偏要把矛盾的注意力引到中国身上来。在一超多强的矛盾中，美国的世界领导权面临着众多的对手。这就是基辛格讲的：“冷战结束开创了一个某些观察家称之为‘单极’或‘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但实际上美国并不比在冷战初期更能单方面地支配全球议事日程。美国比10年前更具有压倒性优势，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力量也更扩散了，因此，美国使用实力改变世界其余部分的能力实际上是下降了。”多极世界造成了美国不可能执行一项全力以赴的对华遏制战略；它要力避“两败俱伤”和“一伤一亡”的局面再度出现，让其他力量搭便车，继续渔翁得利。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制约之三是它的传统地缘战略利益。防止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出现一个势力强大的国家，危及美国的世界霸权，是美国贯彻始终的地缘战略利益。“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美国是无比辽阔、资源和人口远超过美国的欧亚大板块海岸之外的一个岛屿。在欧亚大陆的任何一半——欧洲或亚洲——出现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大国是一个构成对美国的战略威胁的明显标志，无论有没有冷战都是一样。”它昔日对苏联的遏制政策，今天对中国的遏制政策，都是源于对美国的这一地缘战略传统的考虑。应当说，二战后，美国的对苏冷战遏制战略是取得了相当成效的。第一，它分化了中苏同盟；第二，它最终逼垮了苏联。当然，它付出的代价也是够沉重的了（朝战、越战的失败，大规模军备竞赛的消耗，经济实力上被欧、日的赶超）。但不管怎么说，在美国人看来，他们的冷战遏制战略是取得了巨大成功的。美国现在遏制中国还是沿着这个思路走，本意是防止中国取代苏联占据这个地缘位置，同时又要进一步削弱俄国，防止俄国东山再起，以巩固它所取得的地缘战略成果。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有北约东扩，才有台海危机。但在这样两个方面都不允许它做得太过分，逼得过紧。因为外部压力越大，中俄在战略上的接近就越深。俄共如果上台，中俄战略接近的态势对美国就更具威胁。它会顾虑中美对抗会不会推动中俄事实上的战略结盟，重演1949年的历史，那样，美国花费40多年获得的地缘战略优势不就化为乌有了吗？美国不会算不过这个账。基辛格问道：“美国是否负担得起孤立俄罗斯与中国的代价，是否负担得起只是因为其自身的好恶便宁可将中俄两国推向恢复中苏同盟关系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