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变，对世界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苏联解体，标志着战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东西方“冷战”和美苏两极的旧世界格局的结束。 苏联剧变的原因十分错综复杂，有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的种种问题。在现有的有关论著中，分析剧变原因的侧重点亦各不相同，有的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有的强调共产党本身的问题，有的强调经济因素，有的强调民族问题，有的强调西方和平演变的作用，有的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加以分析，有的则强调体制因素的作用，亦有人把苏联的剧变归结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的失误，等等。 应该说，以上各种因素，对苏联剧变都起了作用。问题是，如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找出苏联剧变的带有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原因，或者说起主导作用的因素。而不是简单地把各种有关的因素加以罗列，不分主次；更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根据苏联解体过程中呈现的种种现象，任意夸大或缩小某个因素的作用。 从时间来讲，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时期—1991年。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并且还应看到苏联剧变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在体制改革政策方面的失误有联系。但我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体制问题，就是说苏联的传统体制弊病太多，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 在这里我们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或主导因素归结为体制问题，包括以下几层深刻的内容。 一、传统体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 二三十年代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传统体制模式，逐步成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这种模式虽在苏联某个特定时期如建国初期或战争时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根本上讲，它不符合当代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要求，远不是一个理想的、成熟的模式。 特别到战后，随着苏联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联系和社会生产分工也日益复杂，科技发展异常迅速，优先发展的重点不再像过去那样单一，经济情报与信息的大量增加要求做出迅速处理等，这些变化使传统的体制模式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存在的矛盾，从原来的潜伏状态表面化了，变得突出了，变得尖锐了。这种通过体制反映出来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情况，斯大林在逝世前已有所发现，他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修正了过去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适合的看法，认识到存在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增长的现象。传统体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日益明显。 从政治上说：首先，高度集权的体制，不论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都不可能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当集中达到极端的程度时，当解决大多数问题的权力集中到中央管理机关，尤其是集中到少数人或个别领导人手中时，自下而上的民主创举的可能性，表现主动性的可能性就会受到特别的限制，主动性的来源就会显著减少。特别严格的集中领导不能不‘对某些民主方式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2 〕其次，高度集中容易产生官僚主义，两者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大量事务集中于中央机关，结果使中央机关负担越来越重，不得不建立更多的管理机关。这样，管理机关越多，越复杂，解决问题的效率就越低，官僚主义就越发展。最后，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体制，不可避免地出现一批“传声筒式”的干部。这批干部的存在，加上普遍存在的和在传统体制影响下形成的广大生产者的惰性，对苏联社会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极其严重的。 从经济上说：首先，传统的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在生产过程中，苏联长期存在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人民大众被剥夺了监督的权力，这给物质生产带来了无法计算的损失。其次，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三者利益难以结合，从而制约了企业和生产者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最后，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与管理方式的高度行政化，不可能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必然排斥市场的作用，缺乏竞争，从而长期使产品质量不能提高，改变不了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造成严重的资源、人才与时间浪费，伴随浪费而来的则是低效率的经济。 传统体制对政治与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说得简单一点，可归结为：这种体制严重地挫伤了广大生产者的主动性、创造性和负责精神。而正是这些，对社会主义来说是最宝贵的，否则，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就缺乏生气，经济发展就缺乏活力和动力，就难以发挥应有的潜力和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二、僵化的教条与理论禁区对改革的阻碍作用 在前苏联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持僵化的教条主义态度，并存在不少理论禁区，使体制改革难以进行，这就不可能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适应不断变化着的、发展着的新情况，从而也不可能使社会主义逐渐完善。 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生机、丰富多彩、不断发展与变革的社会，它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与“最终规律”可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恩格斯曾说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的影子也找不到”〔3〕。 他还指出：“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 〕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也是经常变化的，特别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当他看到了一些新的情况时就提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5〕。 但遗憾的是，苏联在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就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固定化，把苏联二三十年代搞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如工业化道路、农业全盘集体化、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中央指令性计划体制、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等号、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等等，都视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在这种条件下，前苏联要改革本来就非常需要改革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就不太可能了，或者说是非常困难了。当前苏联那种社会主义模式不能继续前进、阻碍社会经济发展，难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时，人们就不得不抛弃原来的社会主义，寻觅新的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