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世界政治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各种类型的政党政治在发展中都遇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深入研究并准确把握这一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是很有意义的。一方面，它有助于我们洞察世界政局，在处理我们与各个国家及其政党的关系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另一方面，它也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政党政治的发展规律，推动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发展和完善。 一、如何看待冷战后政党政治出现的变化？ 前苏联、东欧各国由共产党执政的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并引发了世界性的多党制浪潮，这是冷战后世界政党政治领域中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所以，许多西方学者往往用这个变化来概括当今世界政党政治的特点，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政党体制长期竞争，现在终于有了结果，即资本主义政党体制取得重大胜利、社会主义政党体制遭受重大挫折。有人还由此得出结论，声称多党制比一党制有生命力，世界将从此走向多党时代。我国学者立场不同，但是，确实也有不少人把资本主义政党体制和社会主义政党体制彼胜此衰看成是今天世界政党政治的特点。 其实这种认识并不科学。认真观察冷战后政党政治的实际，我们可以发现，在政党和政党体制的运作方面遇到难题的，并不只限于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些西方国家，传统资本主义政党体制出现的危机也同样十分惊人。典型者如日本和意大利。日本政党体制进入90年代后发生了大规模变动，其结果是日本自民党持续38年的一党政权宣告结束，为多党制取而代之。意大利原有政党格局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发生了剧烈变动，使二战以后形成的以天民党—社会党为中心的多党体制从此寿终正寝。日本和意大利政党体制的变化引起了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被许多专家称为“政治大地震”。英、美、法及其它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体制尽管没有发生格局性的变化，但一些政党的大起大落在关注政党问题的人们中引起的忧虑和危机感也不时强烈地表露出来。事实上，考察政党政治的发展可以看到，8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党政治在实践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各种问题、难题、困境甚至危机。所以应该说，就冷战结束后的政党政治领域而言，遇到问题的并不只是哪一种类型的政党或政党体制，而是政党政治本身。这个结论，对于绝大多数政党和政党体制类型来说，都是适用的。 当然，具体到各种类型的政党和政党体制，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既有相似之处，又各有自己的不同。相似之处突出表现在：政党的支持率下降，民众的政治冷淡主义情绪蔓延，政党原有的支持者改变立场，或转向中立，或转向其他力量，或转而反对该党，致使长期存在的政党体制难以为继。不同之点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遇到的难题通常表现在选民投票率下降，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遇到的问题则是党群关系疏远、群众对党的不信任情绪增长。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采用基本相似的政党政治模式，因而相比之下，各社会主义国家遇到的麻烦看上去要大些、普遍些，也更容易使人忽略西方国家政党政治中出现的问题，把危机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独有的现象。但这都是表象，如果变换看问题的角度，跳出陈旧的思维模式，那么显而易见，政党政治面临新的挑战，乃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二、冷战后政党政治出现问题的原因何在？ 冷战后的政党政治出现上述变化，原因虽然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二战以后世界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发展是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进行的，世界经济日益知识化、信息化，以致很难再用传统工业的概念来描绘它。所以，不少人把发展的这一阶段称为“后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发展阶段给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及其运作都带来了许多新的要素。至少有三个比较重大的因素影响了、并继续影响着政党政治的发展。 一是群众民主意识的增强，它向政党提出了不同以往的新要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主要政党鉴于法西斯主义泛滥的教训，在战后纷纷强调民主，有的政党把民主标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如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由自己的本质决定，也在唤醒人民的民主意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种民主潮流的最直接结果，就是群众的民主观念得到了加强。人们反过来又用这种观念来要求政党，从而对继续按旧模式运作的政党越来越感到不满。 二是中间阶层的日益扩大，它对政党的活动产生了新的影响。后工业社会由于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间阶层壮大。中间阶层的发展，使许多政党都把争取这个阶层的支持和认同作为活动的基点。有这种倾向的不仅包括基督教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农民党等中间、中左、中右政党，而且包括右翼保守政党和左翼的共产党。这样，中间阶层的利益、要求和特有的观念，如寻求妥协，追求稳定，反对走极端，反对社会对抗等等，就必然会在政党的主张和活动中有越来越突出的反映。 三是政党本身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加强，它使政党担负起相当一部分社会协调的功能。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一方面，从本质上说，它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这个性质没有变；另一方面，从表面看，它又不得不超越阶级之外，以社会管理者和仲裁人的身份出现，执行社会协调功能。在后工业社会，由于国家的调控作用已被普遍认为是必要的，因而这种协调功能大大增强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政治参与工具的政党一旦执政或准备执政，就不能不在维护本阶级基本利益不受损害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各种不同利益间关系的协调和整合。 许多政党和政党体制在运作中遇到的问题、挑战、困境和危机，很大程度上正是政党不能适应上述新变化、新要求所导致的。例如在实践中，有些政党（如日本自民党、意大利天民党、社会党等）长期脱离本党群众的监督和约束。党内腐败成风；有些政党（如苏共和东欧各国的原共产党执政学）内部机制存在严重缺陷，不足以体现政党原先主观设定的目标；有些政党（如一些奉行原教旨主义立场的党）固守陈旧过时的理论，把理论教条化、神圣化，不善于通过妥协、协调来扩大社会支持基础，从而影响力日减；有的政党体制（如英、美的两党制）虽然比较成功地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但实际上形成了少数政党对政治的垄断，致使选民疏远政党。上述种种情况，都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原有政党政治模式的不适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