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南北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对国际关系已经并将产生重要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发展较快，实力增强，对世界经济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影响力不断增强，但却受到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所困扰。改变这一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已成为它们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美国等北方大国以冷战胜利者自居，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恶性发展，使南北关系趋向紧张，发展中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斗争也随之突出出来。它们在政治上联合抗争，经济上联合自强，敢于对霸权主义政策说“不”，并开始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南北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它对国际关系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要的影响。 经济地位的变化与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 冷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体上发展较快，实力增强，对世界经济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影响力在不断地增大。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长率在5%以上，而发达国家同期年均增长率不到2%。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上升，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74年的13%上升到1995年的29%；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由11%增至32%。到2010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预计将达50%左右。尤其是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近五年来平均增速超过7%。 拉美经济发展也较快，平均增速超过3%。非洲开始从诸多的经济困难中挣脱出来，1995年全非经济增长为2.8%。更令人注意的是，一些经济发展快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源或动力源。前几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仅未受大的影响，而且仍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提供了广阔的活跃的市场。据世界银行统计，美国42%的出口，西欧47%的出口，日本48%的出口均依靠发展中国家。西欧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已2 倍于它向北美和日本出口的总和。美国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也超过了它对西欧和日本的出口。在迄至1993年为止的3年中，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以每年12%的速度增长，而向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年均增长不过2%。这些事实有力地表明，是发展中国家把发达国家“从经济危机中拖了出来”。这也同时表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开始在减弱，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依赖却日趋增大。这是冷战后南北关系发展变化中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突出之点。正因如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争夺也愈趋激烈，尤其是蓬勃发展的亚洲市场更是它们角逐的主要场所。它们纷纷制定争夺市场扩大势力范围的相应战略，例如美国的“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和“新兴大市场战略”；欧盟的“迈向亚洲新战略”；日本的回归亚洲的方针等等。美国积极筹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倡导召开亚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极力推进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抓紧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还筹划中东北非经济合作区；欧盟“东扩”、“南下”，旨在建立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与拉美的南方共同体达成“区域性合作框架协议”，在向美国的“后院”伸展势力的同时，它又同亚洲一起召开首次亚欧会议，以同东亚建立“伙伴关系”。北方大国现在也开始重视非洲这个潜在的广阔大市场，陆续采取不同的举措，如美国强调巩固美非关系，国防部专门发表《撒哈拉以南非洲安全战略报告》，加强对南非等一些国家的工作并向法国势力范围渗透；法国不断地调整政策，力图保持与法语非洲的“特殊关系”；英国强调要与南非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德国制订了对非政策的十项原则，表示“要同非洲加强合作”，以“迎接新时代”的到来。日本主持召开了“非洲开发会议”，确定了五项援非原则。总之，主要发达国家为了在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凭借各自的地缘和历史传统等优势，竭力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主导的经济一体化或区域集团化的势力范围。冷战后南北关系发展变化的事实说明，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南北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加大；北方对南方的依赖程度增加，没有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北方发达国家的繁荣和发展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世界经济和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的南方发展中国家却受到不利的国际环境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所困扰。发展中国家一直渴望发达国家为其发展提供资金、技术和在市场准入等方面给予优惠等，南北之间为此曾进行长期斗争，但成效甚微。冷战结束后，由于两极格局终结，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地位相对下降和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增大等原因，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资金不断减少，优惠范围也不断缩小，发展援助几乎成为“救灾、救急、救饥”。官方发展援助远远低于联合国要求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不低于0.7%的水平，1994年仅占0.29% 为20年来最低点，1995年对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援助额又比1994年减少9.3%。 通过政治努力使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市场愈益困难，只好更加依赖市场吸引资金和技术，而这对投资环境较差，投资回报率低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又谈何容易。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不断加重，据世界银行的材料，发展中国家的外债现约两万亿美元，每年还本付息额超过了新的贷款额。不负重荷的债务负担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在南北经济关系中，发达国家还设置了种种障碍来维护自身利益。它们侈谈所谓的“来自第三世界的威胁”。发达国家担心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会威胁它们的高薪和福利社会体制，恶化它们的失业问题；担心向发展中国家投资会使自己贸易条件恶化，产业“空心化”；担心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壮大会在各方面对它们形成挑战，因而对一些“威胁”较大的发展中国家采取牵制或遏制政策。当前世界重要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仍由一些发达国家所把持，而发展中国家则缺少有效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发达国家利用这种优势制定不合理的国际“游戏规则”，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如在国际贸易规则中塞进环境和劳工条款，籍口“人权”和知识产权向发展中国家施压；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中迫使发展中国家承担超越自己水平和能力的责任和义务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低，它们也深受初级产品和工业品“剪刀差”之苦。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大的风险，1995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就是突出的例子。在相互依存的南北合作性质的区域经济组织中，也存在着发展中国家如何维护自身权宜的问题。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同发展中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贸易摩擦与冲突在增加。美国和欧盟采取单方面贸易限制甚至制裁的主要对象即是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列入美国普通和超级301条款的28个国家和地区近一半是东亚、拉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总之，发达国家在竭力维护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此外，发达国家凭借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从发展中国家吸引走大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这也严重地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从而对它们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是客观存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然而冷战后的国际经济环境和秩序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和分化。冷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和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增强，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既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即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回旋余地，它意味着更多的投资来源、贸易机会和技术转让的可能，从而使经济发展更快。一般只要坚持改革，注意不断调整经济出现的问题，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出现动荡，就能获得发展的机会，尤其是少数条件较好、发展潜力又大投资回报率也高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据世界银行统计，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1990—1993年三年间增加了4倍，此后又逐年增加：1993年为1540亿美元，1994年达1590 亿美元，1995年增至1670亿美元。但受益的主要是上述条件好的少数发展中国家，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受益很少或根本没有受益。例如在贸易领域，93个发展中国家其中有44个国家的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在过去10年间有所下降，另有17个国家只有微弱增长；在投资领域，1／3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率在过去10年间呈下降之势，1990—1993年三年间，2／3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8个发展中国家，有一半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或只得到很少。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极不平衡，在过去十年中，全部发展中国家增长的3／4仅集中在10个发展中国家，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冷战结束时，许多发展中国家担心被冷落或“边缘化”的前景发生了。显然，冷战后的国际经济环境既可能带来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壮大，也会造成另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化”，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