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往美国出于全球战略考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从朝鲜半岛、日本、台湾地区到中南半岛、菲律宾构筑面对中国大陆的“新月型弧状链条”，意在围堵东方阵营，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孤立的大国”。60年代中期，出于民族利益的考虑，中国脱离了苏联的阵营，于是“大三角”悄然成形。在亚洲，日美安全体系、美台关系、东南亚的国家协作，其实质内容也发生了变化。70年代，美国在打“中国牌”牵制苏联的同时，谨慎地面对中日关系的恢复与台湾海峡局势的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迅速上升，在亚太区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直到80年代末期，美国还乐见这种变化，认定是“大三角”均衡的良性状态。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之后，原在冷战时意识形态对抗掩盖之下的民族、宗教、地区冲突迭起，美国不得不导引西方国家重整全球范围内的力量平衡，东欧、中东、非洲成为热点。 美国在对中国大陆暂短地实施“新冷战”策略之后，面对中国新一高潮的改革开放，不得不采取审慎态度，一方面缓和中美关系，在经济上促成地区集团，以维持其在经济、政治上的支配作用〔1〕，减少对亚洲的安全负担；另一方面鼓励日本、东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通过对台出售武器，欲建立亚洲新的力量平衡。近两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始终摇摆于“涉入”（engagement）与“遏制”（containment ），将中国经济的发展视为对美国战略利益的一种威胁。基于此，在处理台湾、西藏问题上，有失慎重，且带有明显的“打牌”迹象。美国甚至以匆忙和越南建交及允许李登辉访美的方式，表述自己在亚洲参与安全结构时的地位。然而，无论美国怎样构筑其新的亚洲安全体系，中国的因素都是至关重要的。中美关系在1995年6月之后的波折， 充分说明了美国若用“冷战时期过时的思维定势”〔2〕处理对华问题， 是有悖时局大势的。近年有“亚太经济区域组合”、“中华经济圈”乃至“中国威胁论”等理论，描述中国对亚太乃至世界的影响。这些理论大都从某一专业的领域阐述中国影响亚洲、世界的方式，其结论或是线性、单向的，或仅从战略力量上做出判断。 在亚洲，中国的影响于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历历可见，这是一种综合的、大文明意义上的影响，而不能仅将其限定在种族、政治的领域，笔者将这种综合的影响及地域范围界定为——概念——“中国圈”（China circle）。它指受着或曾经受过亚洲大陆中华文明影响的地域以及此一区域内的各种互动关系、总体的发展趋向。就像希腊文化影响着的欧洲，印度文明影响下的南亚次大陆一样。“中国圈”并非宣扬“大中华”的政治意识，也不是文化沙文主义，而是依据历史和现实，分析这一区域的发展状况对亚太、世界的影响。毋庸置疑，“中国圈”的存在是客观的，由于文化的约定、地缘的限制、历史的影响、经济的利益，“中国圈”所展现的方式和发展方向是多种多样的，国家区域整合、区域经济协作、安全条约体系都可能涵括于其中。下面，笔者将从文化、历史、地缘、利益几个方面论述“中国圈”对亚太格局、海峡两岸关系以及世界形势的影响。 一.文化：“核心”与“边陲”的交替互换 亚洲大陆黄河、长江流域孕育的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自然历史进程中，渐渐辐射到东北亚、东亚、中亚、 印支半岛以及东南亚。 直至19世纪中期，亚洲大陆的这一文化形态及与之相应的清政府仍自况为“中央天国”，将周围的文明按远近距离视之为“藩属”及至“蛮夷”，这种“核心”地域对“边陲”地域的文化式支配，在西方商业殖民的炮舰政策之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从中华文明的内部发展来看，几千年来各民族逐鹿中原，争夺对“核心文化地域”的政治、军事控制，造成一种有规律的、周期性的中原战乱。几乎每一次大的社会动荡，都将原“核心地域”的文化、政治集团驱赶至大陆的“边陲地带”，形成新的文化融合、民族融合和政权再造。在“核心文化地域”形成新的仍占主流地位并可继续向边陲辐射的文化。 到了19世纪列强的炮舰打开中国的门户之时，“核心”与“边陲”的亚洲文化模式开始发生根本的翻转。基督新教的西方资本主义商业文明，涌至亚洲大陆。南亚次大陆早已彻底殖民化，太平洋岛群及东南亚岛国成为西方向东方输出文化、鸦片、商品、武力的中转站，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亚洲人民，开始面对西方的文明，日本有了“和魂洋才”理论及“明治维新”运动，清朝有了“中体西用”及“洋务运动”。于是，对文化的“边陲”与“中心”有了多种不同的认知： 1.侵入亚洲的列强自认为自己的文明是“核心”，亚洲的文明是“边陲”。 2.亚洲各国内部开始出现以激进与保守对抗为标志的文化、政治争论，实质上是坚持以中华文明为“本位”（核心），还是引入西方文明为“本位”。 3.制度上西化程度大于清朝的日本，重新看待亚洲的文化与国家关系，自认为亚洲区域内“核心”与“边陲”的文明关系发生了翻转，日本有责任参与核心地域的文明重建，再以重建后的新的“亚洲核心文明”与欧陆文明抗衡。 日本这种天朝文化心态和食洋不化的军国体制，与当时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势格格不入，但却与列强的瓜分势力范围思路一致。西方列强将亚洲大陆视为新的利益之所在，是施以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影响的“边陲”。日本则认定有必要将这一地区变为日本向世界推行“王道乐土”的“核心”。这种观念在本世纪前半叶的45年，给亚洲、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亚洲东部的文化就在这种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发生了裂变。中国、日本作为当时具有独立地位的亚洲国家尝试选择着各种文明的方向。二次大战后，新中国在亚洲大陆建立，很快东西方阵营的对立，截断了中国大陆与日本、台湾地区、东南亚在中华文明共通性基础上的辐射影响关系。70年代，东亚出现了经济奇迹，先是日本，在文化上有别于西方；后是“四小龙”（香港、南韩、台湾、新加坡）。西太平洋沿岸形成的“繁荣弧带”似乎向世界昭示着中华传统文明（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在“东亚社会也已经发展出新的、具有特殊性格的现代化”。〔3〕80 年代，中国大陆开始全面改革开放，以经济为先导的西化浪潮很快波及文化领域，出现了“五四”以来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西化思潮，终至新的文化论战开锣，“核心”与“边陲”之论重提，激进与保守之辩蜂起，这种稍远于经济实质变革的争论，对于政治的稳定却产生了干扰，于是中国又重复了古老的“核心文化地域”的政治举措，传统文化又开始被重视。完成东西文化调合，并创造了巨大经济影响的日本、“亚洲四小龙”开始以其文化样式影响中国大陆，出现了文化上的“核心”与“边陲”的交替互换现象，特别是港台的文化俨然成势。反过来对大陆施以二方面的影响，一是传统的文化，二是调和后的、易于东方接受的西方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