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是超越动态现象、对国际关系衍化过程中内在本质的宏观把握，任何一个试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国家，都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西方学者大多将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总结为“世界领导者”的传延和替代，反映出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作者认为，符合历史事实的应该是发展的规律和分合的规律，由此决定，国际结构经历了由分散型、聚合型向聚合－分散型的更替，国际关系原则随之表现为吞并主义、霸权主义和正在上升的道德主义，在将要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的国际关系转型期中，中国必须遵循“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基本思路，根据国情国力和国家利益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和策略。 十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及其在世界上重新崛起的现实可能性，使中国在世界政治框架中的长周期外交取向和战略定位成为未来国际政治结构的重大变数之一，现行结构的既得利益者西方集团正在达成“中国威胁论”的共识。在动力和压力下，中国的选择不仅关系到下一世纪的发展环境，更与未来的国际政治地位直接相关。而要选择客观可行的战略定位，首要的前提是对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作出清醒而准确的价值判断。本文试就这两个相关的问题做一粗浅的辩析。 一、“世界领导者论”质疑 国际政治的运作及其相互关系模式的嬗变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其间蕴含于历史过程的世纪性规律也是国际政治发展中的客观存在。规律的自为性决定了它不受一国的战略选择或定位所影响，相反，一国的战略定位只有适应了国际政治规律的要求才是明智的，才能有助于其战略地位的提高。然而，出于坐标、参照系数、思维定势以及历史断面的不同选择，学者对于国际政治发展的世纪性规律的把握和概括并不一致，许多结论不一定科学。就我国学术界目前展开的讨论而言，多数学者是在认同或借鉴西方对国际政治世纪性规律的概括基础上建构中国的世纪之交战略定位的。尤其是美国学者乔治·莫德尔斯基于8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世界政治的长周期”理论更为众多学者视为认识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的理论依据，其中的“世界领导者”和“挑战者”概念被接受为国际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1〕。无可否认， “长周期”理论及其延伸出的“领导者－挑战者”结构模式作为一家之见，对于把握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在方法论和拓展视野上不无借鉴价值，但其立论及其现象归纳式方法是否科学和站得住脚，则是值得推敲的，不加鉴别地援用无助于对世纪性规律的准确把握，至于由此引伸出的中国未来战略定位选择更是十分危险的。 国际政治的“长周期”理论渊源于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周期理论，具体而言，是“长波”理论在政治学中的借鉴。该理论最早于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于1926年提出，按其观点， 近代产业革命兴起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周期，每一个周期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根据这一观点，提出了以其“创新”理论为基础的多层次周期理论，在其长达1100余页的巨著《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中，他将三个“长周期”具体化为：⑴大约1783年到1842年，即所谓“产业革命时期”；⑵1842年到1897年，即所谓“蒸汽和钢铁时代”；⑶1897年以后，即所谓“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2〕。在不同的周期里，都有某个国家由于适应了时代的特征而在经济上领先，第一个周期是英国，第二个周期是德国，第三个周期是美国。从分析框架和概念体系看，熊彼特的“长波”理论对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的影响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将可量化的经济学理论用于指导不可量化的、变数更多的国际政治的规律分析，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众多难题、结论难以令人信服。 首先，从方法论方面看，“长周期”理论至少存在着两方面可质疑之处：其一，它是一种现象学研究，是从一些历史现象中寻找内在的规律性。这在学理上是主次颠倒的，现象是由规律决定的而不是相反，历史上某些重复出现的现象并不一定符合规律性，在此意义上，“长周期”理论不过是一种变象的“历史循环论”；其二，它是一种简化的历史图式，将复杂的国际政治历史置于单一的分析模式下。“长周期”理论的这一缺陷早在熊彼特那里就已被意识到，他在1935年发表的《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中，首次提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长、中、短“三种周期”的理论，除50年左右一个周期的“长波”外，还包括平均大约9年到10 年的“尤格拉周期”（“中波”）和平均大约40个月的“基钦周期”（“短波”）〔3〕。在他看来， 三种周期的并存和结合才能完善地表述周期理论。显然，目前的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还没有（也不可能）做到这一步，这既决定其方法论的不足，也导致其对一国战略定位的指导性是有限的。 其次，从历史事实看，莫德尔斯基截取了500 年的历史断面阐释其“世界领导者”替代的规律性，认为占有压倒性的洲际“权势投射能力”并多少主持规定世界政治基本规范的国家先后是16 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这种对世纪性规律的归纳方法是缺乏历史事实前提的。用宏观的视野透视，所谓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应该是有国家间政治以来整个历史发展脉络的反映，短短的500年历史不过是国际政治历史的一个片断， 由此总结出的规律至少是片面的或阶段性的，在有国际政治以来的绝大多数历史中，是没有“世界领导者”的。进一步分析，即使作为阶段性的规律，“长周期”理论也是违背基本历史事实的。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领导者”的首要前提，是世界成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而按国际关系史学界公认的标准，近代世界政治的出现始于17世纪中期，以英国的“光荣革命”和“三十年战争”结束时欧洲各大国签署的《威期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4 〕。而“长周期”理论选择的“世界领导者”的起点却是1500年的葡萄牙，这就犯了三个常识性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