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克林顿和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1996年4月17 日在东京共同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强调坚持日本与美国之间的牢固同盟关系在冷战后仍具有重要价值。日美安保体制将“继续成为21世纪亚洲太平洋地区维护安全和繁荣的基础”。宣言首次正式使日本承诺考虑在其边界之外发挥军事作用。这表明日美同盟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一 在冷战期间，日美安保体制的主要目标是遏制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的“威胁”。安全问题是日美两国优先考虑的课题，在经济方面美国对日本表现得十分宽容。在美国的安全保障下，日本发展成为经济大国。由于面对共同的“敌人”，日美安保体制是稳固的。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经济对抗时代，军事同盟的作用大大削弱，贸易不平衡引起了新的利害冲突。日美之间的经济摩擦不断升级，美国高喊重振经济，抱怨日本“白坐安全车”，要求日本开放市场，减少贸易顺差，在此期间，两国的谈判也大多集中在经济领域。并且，经济摩擦也引发了安保摩擦，两国都出现了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的呼声，一时间，日美同盟存在的价值受到了怀疑。 现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发表，使日美关系的重点又重新转到安全领域，美国成功地将日本作为军事伙伴纳入其新的亚洲战略。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日美安保体制再定位呢，这既有较深远因素，又有直接因素。 1960年代末，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失败已成定局，美国决心逐步从亚洲撤退军事存在，并且表示，美国士兵不会再为亚洲的盟国流血。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大有南进波斯湾之势，美苏对立进一步加剧。由于美国在越南的长期战争使国力消耗很大，因而在同苏联的对抗中一时处于不利地位，70至80年代，美国事实上把中国作为潜在盟友，美日中共同对抗苏联霸权扩张，日美安保体制的主要目标是针对苏联威胁。这期间，中国对日美安保体制的态度也是人所共知的。 1980年代末美苏关系缓和，东欧剧变，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中美关系紧张。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动后，中国作为第一社会主义大国事实上已成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克林顿上台后，美日经济矛盾升级，在经济上打击日本，改变美日贸易不平衡成为美国政府的主要课题，但日美关系紧张并没有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目标。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力强大，特别是为实现军事现代化所作的努力更引起一些国家的不安。近几年在美日等国不断出现“中国威胁”的论调。 美国转变对亚洲的战略。其主要着眼点有两个，一是亚太地区对美国利益攸关，二是遏制中国。由于东亚经济高速发展，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美国同亚太地区的贸易量已经远远超过欧洲，并在其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美国认为保持在亚洲的强大力量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近来美国一再重申，要继续在东亚保持10万人规模的前方战力，改变了从亚洲逐渐收缩军事力量的战略，重新确认亚洲的“安全稳定”对美国的重要意义。但是，只靠美国自己不能建立起亚洲的“安全秩序”。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最大军事基地，驻有陆海空军4.7万人， 因此继续坚持和加强日美同盟是十分重要的。自1994年以来，美国一直主动要求同日本就日美安全保障伙伴关系的问题进行全面讨论，准备对日美安保体制进行重新定位。对安保体制重新定位的依据，日美两国具有共同的认识。美国防部长佩里说：“日美安全同盟在防止中国扩充军备上是重要的”，以驻日美军为主的在亚洲10万美军兵力“是对付朝鲜半岛冲突的最低限度兵力”。日本前外相河野洋平在国会就需要给日美安保体制重新定位的问题回答说，“重要的是考虑中国的存在”。显然，双方对防范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不仅在安全方面，在经济上也尽量阻止中国过早强大起来。美国控制尖端技术进入中国，日本减少对中国的长期贷款数额，并且贷款的内容也重点转向环保、农业等领域，不希望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增长。 有两件事促使日美安保体制加速重新定位并走得更远。其一，1995年9月3名美国士兵强奸冲绳一名女童事件，导致抗议浪潮席卷日本列岛，大有动摇日美安保体制之势。其二，中国加强海空军力量，从俄罗斯购买先进飞机，特别是中国军队向东南海面发射导弹试验和在福建沿海举行军事演习。中国加强军事现代化实属正常。然而，这却成了日美安保体制再定位的重要直接因素。 二 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使日美安保体制的防卫对象、范围、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 关于日美同盟所面对的地区形势，宣言中说，亚太地区依然存在着不稳定和捉摸不定的因素。朝鲜半岛仍然存在着紧张局势。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力量依然大量集中存在着。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潜在的地区争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是造成这一地区不安定的因素。这段修辞尽管没有指明具体国家，但谁都明白，即中国、朝鲜已经取代苏联成为日美安保体制的主要对象国。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美日安保滑入危险道路》明确指出，“再定位”的美日安保条约是全面“围堵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