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克林顿4月访日， 并与日本首相共同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表明美国基本上实现了冷战后对日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 一 美国对日安全战略的调整，是为了应付冷战后美日同盟面临的问题，这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曾使美日在战略重点转移中的利益冲突明显暴露。 冷战结束导致美日“特殊关系”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一度削弱，双方矛盾有所发展。首先，在美日关系步入全面调整、重新定位之际，美国宣布不再把战略核弹头瞄准俄罗斯，却把“经济安全战略”的目标对准日本。美日贸易长期失衡及由此引发的摩擦不断加剧，构成冷战后两国关系面临的首要问题，而双边安全合作关系退居第二位。 其次，在美国外交重心向亚太地区倾斜的同时，日本也努力加强其在亚太的地位，亚太地区成为美日争夺的主战场，亚太市场与亚太地区经济政治主导权是两国争夺的焦点。 第三，日本迫切要求向“政治大国”迈步，美国则加以抑制。 （二）《东亚安全战略报告》反映出美调整对日政策的基本趋势。 1994年秋季美国开始酝酿修改对日政策，美国防部1995年2月27 日发表的《东亚安全战略报告》，全面、系统、具体地阐述了美国的亚太政策，明确指出美日关系是亚太地区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是美国太平洋政策及全球战略目标的根本，美日安全联盟是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关键。该报告的发表，标志着美国政府未来对日政策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即以安全问题作为对日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出发点，全面巩固和发展与日本的政治军事关系，强化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加强同日本的政治磋商，不断协调彼此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通过密切与日本的政治军事合作关系，将日本稳固地纳入美国全球战略轨道；坚持经济问题不危及安全同盟而又必须加以解决的方针，通过改善与加强同日本的全面关系，使日本牢固地成为美国推行亚太战略的最重要基地。 美国调整对日政策的深层考虑是：第一，东亚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是亚太地区政治多极化、独立自主的发展趋势，迫使美国通过强化与日本的政治军事合作关系，维护其战略利益。第二，过分重视经济利益的对日政策，妨碍了美国亚太战略的顺利推进。美日经济摩擦愈演愈烈，政治合作关系明显松驰，有危及美日军事同盟关系的可能。第三，日本政坛发生的重大变化，也是美国政府修改对日政策的重要动因，以期保持对日本政局发展的影响力。 （三）“冲绳事件”加速美调整对日安全战略步伐。 1995年9月4日的“冲绳事件”不仅引起了冲绳县各界及人民的愤怒，而且在整个日本都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少日本议员强烈要求政府修改不平等的《日美关于驻日美军地位协定》，反美浪潮之烈，规模之大，实属罕见。这一事件集中反映出冷战后美日矛盾的新发展。这促使美国进一步审视两国关系的现状和改善问题，加强美日安保问题自然就提到了议事日程。 二 在美日首脑举行会谈并签署《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之前，美日政府还签署了有关整顿冲绳美军基地的《中期报告》和《日美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从这些文件可看出，美对日安全战略调整着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美日安全合作的防卫范围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冷战期间的美日联合防卫范围只限于朝鲜半岛、菲律宾和台湾以北地区。此次联合宣言则首次使日本正式承诺考虑在其边界之外发挥军事作用，表明美日安保体制将变成以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为对象的、具有广泛地区性的同盟体制。联合宣言明确指出，“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是日美同盟关系的核心，是日美在全球规模问题上实行合作的基础”。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明文规定的在联合国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国际救援活动中的合作，使日本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一部分，更预示着美日安全合作扩大到世界范围的趋势。 （二）美日双方在安全同盟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冷战期间美日在安全同盟中的关系是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双方规定美国要“保卫日本免受苏联威胁”，防止外界对日本的侵略，日本只是在“远东发生不测事件时”，“向共同使用自卫队基地的美军提供方便”。美此次调整中强调了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与日本的合作关系，使日本从被保护者上升为合作伙伴。双方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大大扩大了日本提供防卫合作的内容与范围。美日还酝酿成立专门机构，修订原《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针对亚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局势，研究日美如何应付“紧急事态”以及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合作问题。届时可能引起日本可否行使“集体自卫权”的争议，实质是日本能否协助美军联合作战问题。要真正讨论共同应付紧急事态，必然涉及战后日本宪法明令禁止的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这很可能导致日本逐渐改变对宪法的解释，甚至不能排除日本循着发生紧急事态——行使集体自卫权——修改宪法这条路线逐渐发展成军事大国的可能。如果这一禁区被突破，将意味着美日安全体制发生质变，日本可能与美国一起成为“国际警察”，美日安保体制将进入一个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