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73.51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6)02-0039-(07) 一、车臣危机是西方的阴谋？ 车臣危机折射出来的，是苏联及其后继者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方面，不能孤立地去看待。车臣危机的爆发，事件本身看来也绝没有那么单纯，即车臣危机的爆发完全是内部因素导致的。车臣民族分裂运动，还有某些反苏联、反俄罗斯势力的背景（这一点在以前很少被人提及）①。 车臣人是北高加索人口最多的民族。不论是在19世纪的沙米尔时代，还是在十月革命前后，或是在20世纪中期的流放年代，北高加索各民族都将车臣人作为自己的领头羊而亦步亦趋。按照俄罗斯学者近年来的观点，还在苏联解体前夕，西方就图谋将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地区从俄罗斯分离出来。西方势力的阴谋假借车臣领导人之手得逞，具体来说，就是1991年8·19事件之前的车臣—印古什共和国领导人多库·扎夫加耶夫所犯的政治错误，而在杜达耶夫时期则畅行无阻。西方情报部门意在引爆“车臣革命”这一民族炸弹，从而在整个北高加索引起雪崩般的连锁反应（西方战略家亚历山大·本尼格森曾预言：苏联将会被车臣人摧毁[1]）。1990年前后，应境外车臣人的请求，乔哈尔·杜达耶夫将军提前退役回到车臣，开始发动民族主义运动（有人传言，杜达耶夫与叶利钦之间存在某种协议）。这时，有人提供资金，成立一个名为“兄弟”的组织，对于组织的前景，有人曾表示怀疑。而当时就有人指点迷津：用1944年的流放事件这样的历史问题做文章[2](P387)。车臣是北高加索人数最多的民族，是最强大的。此外，车臣人还是苏联时期受苦难最深重的民族之一。因此，选择发动和引爆车臣这颗“民族炸弹”，是精心算计过的。 策动车臣危机，目的在于将北高加索地区从俄罗斯分离出去，实现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的再解体。到车臣危机的持续阶段，外部势力的目的是：借助车臣分裂派别的力量牵制俄罗斯，使其焦头烂额，并进一步衰落。在苏联解体后的初期，俄罗斯所推行的外交政策为外国势力干预和插手车臣问题提供了可能性。苏联解体之后的最初几年内，俄罗斯外交学说没有成型和成熟，执行了明显亲西方的外交政策（以外交部长科济列夫任期内最为典型），不仅政治制度完全向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转变，还在美国经济学家的主持下实行“休克疗法”，建立起所谓的市场经济关系。同时，俄罗斯将高加索和中亚地区视为包袱，几乎在为其脱离俄罗斯的卵翼而感到庆幸。这就意味着：不论在政治，还是在军事方面，俄罗斯都主动做出战略退缩，完全放弃了高加索。到1992年，由于俄罗斯漠视高加索和中亚，就在这些地区形成了力量真空。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尔甚至早于安德烈·科济列夫访问了高加索和中亚国家，同时，土耳其和伊朗等国的官员也争先恐后地访问了这些国家。由于俄罗斯从外高加索地区退出，北高加索就成为俄罗斯与外部势力直接对抗的前沿地带。车臣危机，只是冰山一角，外部势力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最终操纵了车臣分裂派的对抗活动，使其服务于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但是，外部势力利用车臣分裂势力，只是为了让其完成牵制和削弱俄罗斯国家的功能，而并非真正支持其所谓“民族自决”和允许其建立独立国家，南斯拉夫、阿富汗等地的经验已经证明。一旦车臣分裂派的历史使命完成，那么，其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也将类似于塔利班（或“基地”组织）。 随着科济列夫外交政策的失败以及俄罗斯国内政治力量的重组，俄罗斯政府被迫调整外交政策，重新重视高加索地区。 1994年车臣战争爆发后，西方经由阿富汗、沙特阿拉伯、约旦等伊斯兰国家向车臣提供了大量资金、技术、武器等援助。叶利钦政府中有许多情报人员（来自杜达耶夫方面或中央情报局）及时将俄军的行动计划通报杜达耶夫方面，致使俄军的行动一再受挫。叶利钦政府的官员回忆，许多给最高领导人的绝密报告很快就为杜达耶夫获悉。有人估算，在车臣战争中，美国和北约为支持分裂派先后投入不下五、六十亿美金[3]。 车臣前任总统艾哈迈德·卡迪罗夫曾经多次指出：车臣乃是反俄阴谋的牺牲品。而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也曾明确说车臣危机是西方的阴谋。2004年2月19日，当伊拉克面临美国入侵的威胁，政权岌岌可危的时候，萨达姆与到访的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曾经有一番谈话：“……车臣问题是美国挑起的。美国需要俄罗斯总是危机的策源地，以便向俄罗斯施压。阿拉伯人和俄罗斯人的关系历来友好。至少在阿富汗战争之前是这样。……现在我们虽然没有关于车臣的可靠信息，但是从种种情况判断，美国人在车臣问题上插了手”。[4] 现在，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学者强调西方间谍活动在车臣危机中所起的作用，这种活动是西方对俄罗斯既定战略的一部分。还在19世纪的高加索战争中，西方就设法毒化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西方至今还在坚持这一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们的间谍挑唆叶利钦当局和车臣的领导人，促使车臣危机激化”[5]。在车臣从危机走向战争的过程中，俄罗斯政府的政策前后矛盾、反复无常，本身反映了俄罗斯政府内部斗争的激烈和外部势力的影响，这在客观上迎合了西方的需要。德米特里·罗戈金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在于：在俄罗斯周边制造麻烦，意在使俄罗斯被迫长年累月地解决这些问题，从而遏制俄罗斯国家的复兴：“如果没人妨害我们，我们就可以独立解决高加索问题和德涅斯特河地区问题，解开其他由于苏联解体而出现的死结。但是，有这样的印象，有人在妨害我们。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一个强大、独立、民主的俄罗斯是他们的眼中钉”。[6] 西方对高加索的关注程度非常之高，他们多数是传统上参与高加索竞争的国家，如英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情报部门对于车臣分裂派领袖网开一面（如，英国接受车臣分裂派头目别列佐夫斯基和扎卡耶夫等人为政治难民，俄罗斯政府与其多次交涉引渡事宜未果；美国则接受了马斯哈多夫政府的外交部长伊利亚斯·艾哈迈多夫），试图加以利用。西方国家支持马斯哈多夫为首的所谓车臣“流亡政府”，借以向俄罗斯施压（2005年3月马斯哈多夫被打死，西方的类似战略遭到挫折）。1999年，美国成立了“争取车臣和平委员会”（其背景为“自由之家”），其主席之一是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及其助手亚历山大·黑格，向车臣分裂派提供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