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战略思维的基本规律是在一定历史时期指导一个国家制定具体军事战略的主观依据。与军事战略相比，军事战略思维的基本规律是抽象的、相对稳定的。从冷战后日本的军事动向中可以看出，其在军事战略思维上具有以下一些规律。 一 以军事手段谋求国家利益 冷战后，日本战略思维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通过军事途径谋取“政治大国”的地位。与近代赤裸裸的军事扩张相比，冷战后日本更注重通过“国际军事贡献”逐步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日本的所谓“国际军事贡献”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建立军事同盟或开展广泛的军事合作，赋予日本插手国际军事事务的“职责”。比如，日美同盟、日印军事合作、建立“亚洲版北约”①等。二是制定相关法规，从法律上规定自卫队“走出国门”的“义务”。比如，《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PKO)、《反恐怖特别措施法》、《自卫队修改法》、《海上保安厅修改法》、“有事法制”相关法案、《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等。 具体地说，冷战后日本以军事手段谋求国家利益表现在：第一，重视在国际军事舞台发挥作用。1991年，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军事行动展开了猛烈的打击。日本先后向这支多国部队提供了130亿美元的援助，在所有提供资金的国家中仅次于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战争结束后，科威特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刊登巨幅广告，向国际社会的支援表示感谢。但是，在其所列感谢的国家名单之中并没有日本。这一事件极大地震撼了日本政界，也进一步坚定了其运用军事力量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决心。日本学者西修就指出：“当今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其影响力遍及世界各地，不论走到哪个国家，都可以看到日本生产的汽车和家用电器。虽然在这方面明显显示了日本的存在，但在海湾战争中却没有显示出日本的存在。海湾危机期间，日本的资金筹措尽管缓慢，但仍凑足了100多亿美元，为多国部队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科威特政府于海湾战争后在美国报纸上刊登的感谢广告中却没有提到日本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说到底，是因为日本贡献所采取的形式并不明显。”②著名政治家小泽一郎也曾说过：“吉田首相只是将经济优先的政治作为冷战条件下的一种战略选择。经济优先不是吉田首相的政治哲学所规定的、一成不变的政治原则。……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日本）应该尽早地从对吉田主义的误解中摆脱出来，确立新的战略。”③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新的战略”就是突破国际军事束缚，成为一个拥有军事武装力量、能够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普通国家”。可以说，这些观点代表了冷战后日本政界和军界许多人对通过军事途径谋求国家利益的认识。 第二，以貌似“理性”的态度处理“海外派兵”与国际军事束缚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国家战略目标与国际军事束缚之间的矛盾，日本采取了较为“务实”和灵活的、貌似“理性”的态度，即以“国际军事贡献”为幌子作掩护，为实现海外派兵寻求“合情”、“合法”、“合理”的途径。在日本看来，“国际军事贡献”一方面为发展军事力量制造了“合理”的借口。有助于减少周边国家对日本的疑虑；另一方面又扩大和提高了日本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和地位，对其“走向世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日本学者福冈政行指出：“日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局面，即如何找到在国际社会中责任越来越大的经济大国应有的表现同日本国宪法所揭示的和平主义之间的联结点。”这个所谓的“联结点”就是“国际军事贡献”。④ 当然，通过所谓的“国际军事贡献”解决国际军事束缚与海外派兵之间的矛盾以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这仅仅是日本一厢情愿的想法。日本所谓的“国际军事贡献”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为世界和平做贡献”，而是隐藏着日本企图“参与建构世界秩序”的野心。比如，为了争夺在海湾地区的石油资源，日本强行通过《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并派遣了1000名自卫队员开赴伊拉克展开支援活动。日本《赤旗报》对此发表社论指出：“尽管首相反复强词夺理地说‘不是去进行战争’，但是伊拉克的现实很清楚地表明，一支加入非法战争的与占领军同流合污的军队必然成为攻击的对象，日本此举是自愿步入战争泥潭。更严重的是，小泉首相提出的派兵理由竟然是为了‘国家利益’，为了‘确保石油资源’。为了确保资源而出兵占领他国，这与历史上日本向亚洲各国出兵的侵略理论有什么区别？”⑤ 二 借助同盟力量拓展国家利益 借助同盟力量保护国家安全是战后日本军事思维的一贯规律。在经历了四次交锋⑥之后，坚持“自主防卫”的“鹰派”与主张“集体防御”的“鸽派”在重新定义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就以日美军事同盟为基轴，伺机增强“自主防卫”能力问题逐渐达成共识。这表明，冷战后日本军事战略思维原则开始凸显借助同盟力量拓展国家利益和寻求“自主”空间的内容。 1996年4月17日，日美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宣言中提出：“两国间的安全保障关系，在实现共同安全保障目标的同时，将继续成为21世纪维持亚太地区稳定和繁荣形势的基础。”至此，拉开了日美同盟“重新定义”的序幕。经过重新定义的日美同盟将自己定位为地区乃至世界秩序的“领导者”，发生了质的转变，立足点由军事防御转为主导地区及世界秩序；联盟形式由“美主日从”转变为协同、平等、统一的合作关系；联盟性质由军事同盟转为全面合作同盟。小泉上台后，继续巩固和强化日美同盟的基轴地位，加强和拓展两国全方位的合作。日本政治评论家森田实指出：“小泉内阁执政三年来，日本在内政、外交两方面都发生了具有改变日本战后历史意义的革命性变化。所谓革命性变化的最明显标志是日本政府与美国政府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