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3-0024-29 “非典”刚刚平息，禽流感又来侵袭。各种新发现与复发传染病成为新千年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病毒无国界”，这种威胁是全球性的，没有国家能幸免。世界卫生组织（WHO，简称世卫组织）认为传染病全球化代表了一种世界危机。①传染病全球化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因素，给当代国际社会带来了什么冲击？而国际社会应如何应对？本文将传染病控制问题置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与法律的大背景下，从跨学科的视角阐明确立全球卫生治理的问题。 一、传染病全球化与人类安全的新危机 1.传染病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的潜流在远古时期就已开始涌动，如生态变迁、人类迁徙，其中生物全球化是“全球化最重要的一种形式”。②历史上，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变为病原微生物的滋生与扩散创造了更多机会，使人类受到更多疾病的侵袭。因为在农耕文明时代更多人密集聚居，以家养动物作为食物，并逐步渗入未开垦的土地。另外，在现代国家体制发展很久前，贸易就成为了传染病传播的工具。“在古老世界文明［欧洲、中东与亚洲］圈内，作为公元初年正常贸易联系的副产品，一种更近乎疾病储存池的事情产生了。”③所以说，传染病问题向来就不只是某个地区、某个种族或某个国家的事情，而具有某种全球性。 从15世纪到19世纪欧洲在全球的殖民扩张使全世界逐步构成了“统一的疾病储存池”。此时，病原微生物拥有了向原住民和新地区易感染人群传播的充分条件。20世纪后半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全球化进一步促进了传染病的国际流行，而传染病全球传播也汇成全球化浪潮的一股支流，交互影响。有人指出，“全球化的时代也就是全球传染的时代”。④ 首先，全球化时代货物、人员的流量的剧增不可避免地威胁到各国的公共卫生。国际交通运输速度成千倍地增长，而疾病的潜伏期并未改变，因此，一个人在一国感染病毒可在数小时内传染给万里之遥的人。1951年，全世界有700万国际乘客；而到1993年这一数目增加到约5亿。这意味着自1951年来国际航空旅行每年增长3500%。贸易自由化推动下的食品的产、供、销全球化，使传染病介质能够从加工包装的起点发展到数千里之外。全球性药品倾销导致的药物滥用与误用，更直接导致了“抗生素革命”的失败。⑤在一些国家，全球化的旅游业往往与性开发分不开，甚至涉及毒品交易，最终也可能造成性病流行。⑥ 其次，经济全球化不时破坏发展中国家的新兴或幼稚工业，使成千上万的人失业，购买力下降；激烈的国际竞争也使得它们往往不得不减少对公共卫生的投资，导致了公共卫生条件的不足、缺乏，进一步增加了人口感染传染病的几率。此外，日益增多和加快的有害物质流动、生物体跨越大陆的迁移推动了环境威胁全球化；全球化引发的国际国内矛盾所导致的战争与冲突，破坏了生态尤其是微生物环境。这些因素都扩大了传染病流行的机会。 2.新的人类安全危机 传染病引发的卫生安全触及个人的生命和尊严（个人安全），并损害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群体安全。⑦与跨国洗钱、恐怖主义一样，传染病全球化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因素，构成人类安全一种新的危机： ——全球每年死亡人口中大约有1/4是死于传染病，在非洲，这一比例在60%以上。其中，艾滋病更是世界最紧急的公共卫生挑战，已使2000多万人丧生，并有4600万艾滋病病人或病原携带者，成为全世界15-59岁成人死亡和夭寿的主要原因。“违反人权就是威胁人的安全”。传染病危机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严重的人权问题。 ——传染病暴发和流行对交通运输、旅游、餐饮和贸易的影响极为明显，并通过人流、物流、资金流相继减损的链条传递，最终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防范疾病的检疫实践也给贸易与旅行带来沉重的负担。“因病致贫，贫病交加”，是世界各地区的普遍规律。传染病造成大量劳动力的损失，增加了对医疗的需求，加重了家庭和国家的经济负担。据统计，疟疾降低非洲经济增长率每年达1.3%。艾滋病更使非洲比本来应该达到的增长率低3倍。⑧ ——“在当今时代，人们普遍将传染病描绘为国家安全威胁，无论是以生物武器的形式或是在伤亡方面，艾滋病毒／艾滋病之类的传染病都能充当国家军队。”⑨生物武器扩散与生物恐怖主义危害更是世界安全新的隐患。美国兰德公司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病原微生物威胁已超过来自敌对国家直接的军事威胁，成为国际社会及各国政府面临的严重挑战。 二、国际卫生合作机制的发展与缺陷 1.传染病全球化推动了国际卫生合作 传染病全球化的威胁使世界各国产生了安全利益上的“共性”，使整个国际社会的卫生安全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国在追求自身安全的同时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安全，考虑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全球化问题的威胁，人权、环保、健康与法治等逐步成为了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其中，“健康是我们最无可争辩的人类价值之一。它超越了一切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壁垒。”⑩非典与禽流感疫情一再证明，国际或国内公共卫生的简单划分不再灵验。所以，当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与共同意识被传染病全球化所强化，尤其是大国间相互依赖性增强，国际卫生合作便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