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当前，学术界有人认为，意识形态“不能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不能像科学技术那样看成是生产力；有人感到意识形态的工作已“成为多余”，公开提出要淡化意识形态；甚至还有人认为，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那里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形态的偏好，而是通过强调现代化和发展来替代以往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使经济建设和民族整合渐渐走上正轨”。在这“某些发展中国家”中，拉丁美洲的墨西哥似乎也是一个典型，因为它不但在19世纪末叶的现代化启动时期曾经提出过著名的“政治与工作，零比一百”的口号〔1 〕，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稳定发展中，据说那里的执政党也“不信任任何固定的意识形态”〔2〕。墨西哥的情况究竟怎样？ 五六十年代墨西哥的稳定发展是不是淡化意识形态的结果？ 19世纪末叶波菲里奥·迪亚斯总统时期的情况比较简单，无需花费太多的笔墨，因为波菲里奥除了提出“政治与工作，零比一百”的口号之外，还提出了一个更为实际、更为重要的口号：“面包和棍棒”〔3〕。此外，他手下的一帮实证主义“科学派分子”还提出了“自由、秩序和进步”的口号，并将其作为波菲里奥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独裁主义政策的理论依据。波菲里奥就是打着这个旗号，依靠收买（面包）和镇压（棍棒）的两手统治墨西哥的。毫无疑问，“面包和棍棒”就是百分之百的政治，决不是什么“零”政治；西方实证主义也是百分之百的意识形态，决不是什么不要意识形态，或淡化意识形态。但是，本世纪40年代以来墨西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问题则比较复杂，因为的确有不少外国学者认为这个党是从来不固守某种意识形态的。因此，本文将着重探讨墨西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及其同稳定发展的关系问题。 革命制度党的意识形态及其特点 关于墨西哥革命党“不信任任何固定的意识形态”的提法是很不确切的。因为事实恰恰相反，这个党特别重视意识形态斗争。为了指导意识形态的斗争，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专门设立了两个机构：公民行动政治指导局和全国出版委员会。前者负责公民培训机构的建立和党的学说传播及宣传工作；后者负责党的出版工作和出版物的传播，还负责同文化、科研机构的联系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党从1929年建立时起，就创立了一个研究机构——“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所”，并在各州建立它的下属机构——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从而形成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研究网络。墨西哥著名政治家路易斯·哈维尔·加里多指出，这个党不但是一个官方的政党，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机构”。〔4〕 然而也应该看到，这个党的意识形态的确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不同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具有墨西哥特色的中间形态的意识形态。这在一些习惯于“两分法”（不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学者看来，这个党似乎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这当然是不对的，因为凡有社会的地方，都必然要在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社会意识形态。所以，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意识形态，而在于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墨西哥在经历了10年独立战争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之后，又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反对美、欧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斗争；后来，为了摆脱半殖民地的命运，又进行了30年艰苦的革命斗争，最后才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墨西哥民族国家。其间，墨西哥人民付出了半壁江山沦丧、成百万人口牺牲的巨大代价。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意识形态就是在这一充满悲壮斗争的历史进程中形成起来的，是从墨西哥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它自然有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 革命制度党的意识形态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它的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性质；二是它的灵活性、开放性和兼容性。 关于第一个特点，墨西哥前总统德拉马德里在解释革命制度党党纲时已说得很清楚。他在1982年2 月的一次讲话中说：“宪法就是我们的旗帜，就是不断激励革命党前进的纲领。”〔5〕这个纲领是什么呢？ 就是1917年宪法所规定的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革命目标和指导思想。按照德拉马德里的解释，革命制度党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指导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这就是“革命民族主义”、“社会平等”和“全面民主化”。他指出，“民族主义是墨西哥存在的根本价值”，是墨西哥“革命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基本观念”，“如果没有民族主义，很难想象墨西哥人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享受自由，我们的民主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公正价值将如何体现。”〔6〕他又说：“在我们国家， 民族主义和革命是不可分割的概念，因为墨西哥的历史已把这两者变成为同一种动力。面对外国的侵略和野心，由于生存的需要，历史已使我们成为民族主义者。”〔7〕关于“社会平等”， 德拉马德里说：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建设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不平等是我们的一个最严重、最紧迫的问题，它不仅仅同我们的哲学相悖，还严重制约了我们的发展，造成社会的低效率，引起分裂，并威胁到人民的最高权力。〔8〕关于“全面民主化”，德拉马德里指出，它不但指政治的民主， 也包括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民主。他说：“《1917年宪法》把民主设想为一种政治结构，一种法律制度和一种建立在不断改善人民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基础之上的生活制度。”“全面民主化要求把政治权力建立在多数人的意见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无论是在经济进程中，还是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全面民主化都需要各种不同社会集团的广泛的和公平的参与。”〔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