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31.26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411(2006)04-0072-05 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人、国际关系大师汉斯·摩根索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中，“不管国家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权力(power)总是其直接目的”[1]。而“所谓安全困境是指国家在缺少权威(anarchic)和存在敌对国家(有时只是假想敌)的自助国际体系(self-help system)中，无论是增强实力还是削弱自己的力量都处于不确定和不安全的进退两难的情景中。”[2] 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安全困境”是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的，只能加以“改良”。而解决因权势竞争造成国际冲突或不稳定局面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均势(balance of power)政策。从国际体系角度看，均势的功能在于保持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国家间相互承认主权和独立为根本原则的现代国际体系，即维持这一体系的安全和根本稳定，而从单个国家的角度看，则在于确保体系内各国(主要是各强国)的自主生存[3]。当然，这两项功能还有其“无情的逻辑延伸”即阻止霸权。然而均势只是维护地区安全的权宜之计，它可能带来短期的稳定，但不能保证持久的和平[4]。因此，“安全困境”是“均势”产生的根源和结果，“均势”又构成处于“安全困境”之中的国家的必然诉求[5]。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传统现实主义因为无法解释日新月异的国际关系现实而渐趋没落，新现实主义代之而起。基于“公益”论和“免费搭车”理论，新现实主义者提出了“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6]。美国是这一模式的积极倡导者。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二战以来美国逐步建立起了全球范围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的制度与规范。“霸权稳定论”一经出现，就遭致了学术界的强烈抨击与批判[7]。批判者认为，就霸权稳定论而言，尽管这种理论有助于超级大国追求权力，占据东亚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并将地区安全维持在某种暂时的非战争和非激烈的对抗状态，但霸权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并不是平均分配的，“霸权国的行为也不是利他主义的，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8]。冷战后处于单极地位的美国仍然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国家，其强烈的利己动机不仅不能使所谓的霸主的自我抑制难以兑现，不仅不能增加各国之间的信任关系、消除不稳定因素，相反会引起其他大国的猜测和担忧，促使它们做出某种反应，从而加剧原本存在的安全困境，并使大国之间的安全关系陷入某种恶性循环状态。因此，考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给安全困境祭出的药方，无论是“均势稳定论”，还是“霸权稳定论”都无法有效解决冷战后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这是因为均势只能使地区“朝着更加破败的大灾难发展，因为没有人相信均势能够真正达成”[9]，而霸权的嬗变“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个人所能控制的”[10]。由于没有任何真正的世界治理能够维护世界的和平与保障国家的安全，国家间的竞争，并由竞争导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所预言的“大国政治的悲剧”[11]。 从历史上看，朝鲜半岛正是“大国政治悲剧”频频发生的重灾区。仅从二战后的地区安全议题考量，朝鲜半岛无疑是整个亚太地区的缩影。因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朝鲜半岛南北之间一直剑拔弩张，共同上演了一出安全困境理论的经典实例。整个冷战期间，朝鲜就其不多的人口和不大的财力规模而言，之所以勉力维持世界首屈一指的庞大军队、之所以对先进武器(包括核武器)展开倾力追求，之所以维持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均源于韩美同盟的军事实力、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及其控制全半岛的意图在它那里引起并不时加剧的安全疑惧。在韩国与其美国保护者方面，对朝鲜的疑惧可以说同样强烈，并且同样导致军事安全戒备的不断维持和强化。半岛内的安全两难与半岛外部的安全困境同时并存——即日本和朝鲜、韩国之间的安全困境[12]。作为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支轴，朝鲜半岛这一安全困境的长期存在决定了冷战时期这一地区安全合作的基本模式是分别以美苏为中心的两大军事同盟之间的激烈争夺，军事集团间的相互竞争反过来又加剧了半岛原有的安全困境。这样，同盟内部的双边安全协作以及缺乏多边主义意义上的安全合作遂成为这一地区、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主要特征。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东北亚地区，美国霸权稳定的安全目标是保持地区稳定、核不扩散以及防止任何一个国家支配这一地区。为此，近年来美国开发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并试图将韩、日、中国台湾地区等纳入该系统，其本意是增强自己在东亚的霸权主导地位，但此举必然会引起东北亚相关国家的疑虑和警觉，促使它们进一步重视国防现代化建设以应对可能的安全威胁，而这些国家的行动反过来又促使美国进一步加强在东亚的军事部署，并已成为时下日本增强军事力量的借口。历史和现实均已证明，冷战后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发生与其说是有关双方围绕朝鲜开发核武器的争论与交锋，还不如说是半岛安全困境迟迟无法化解使然。 有鉴于此，冷战后，半岛相关各方开始酝酿化解此一共同的安全困境的途径。目前，虽然双边合作仍然是半岛安全合作的主导模式，但是包括美、日、中、俄在内的大多数亚太国家都开始积极倡导建立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多边主义逐渐成为半岛地区安全合作的一个新的原则和规范。在这种情形下，三方会谈、四方会谈、六方会谈等各种形式的安全合作模式相继出现，但是动态的谈判并不等同于相对稳定的安全机制。半岛地区应该以及能够建立什么样的多边安全机制？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在半岛建立什么样的地区安全秩序以化解半岛安全困境。不少国家的政府和学者都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和看法，最后得到普遍认同的是合作安全，即以多边合作求安全。而作为主要当事国之一的韩国为此在政策选择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