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是否只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这完全取决于你用望远镜的哪一端来观察，以及，事实上，你看望远镜的眼睛是否具有判断力。简言之，对于国际关系学是否依然像斯坦利·霍夫曼的著名论断① 曾经断言的那样，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回答，而这取决于望远镜的末端以及你用一只什么样的眼睛来看待这个问题。从美国新现实主义、新制度主义或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中心来看，国际关系学似乎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尤其是如果看问题的视角仅仅局限在北美疆域之内、没有看到远在北美之外的学科发展的话，情况更是如此。但是，如果从当代欧盟的范围来看，即使北美的国际关系学研究完全停止，也不会造成任何根本性的损失。北美国际关系学不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学术质量极高、出版数量极多，但是欧盟的国际关系学也有上述成果，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尽管欧盟国际关系学可能在数量上比北美逊色不少，但是在质量上二者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无论是欧盟还是北美，每个地方都能发现国际关系学的精华和糟粕。 其实，随着国际关系学以一种自由主义的学术形式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重新确立，我们步入了国际关系学中另一种思想传统的历史性中心，即这块孕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的硕果累累的土地。在法国和欧洲的地中海地区，除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之外，还有着其他多种形式的法定方法，它们都颇具影响力。例如，这一地区有着管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的长期传统，并且拥有区域研究概念化(conceptualised area studies)的显赫背景。只是在产生之后，它们又受到了帝国的怀疑而被摒弃。最近，凭借对国际关系的哲学和社会学研究以及长期以来斯堪的纳维亚学者对这种研究方法的喜好，一种德国本土的学术传统又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如果将二者对立，不得不用达尔文的选择理论来优胜劣汰的话，那么更应该保留欧洲的国际关系学而不是北美，因为前者不仅在顶尖作品的学术质量上可以与后者相媲美，而且形式上更具多样性。当然，这个对比否认了学术界复杂的相互依存。在许多方面来看，学术界虽然是一个整体，但是过去一直存在不同的中心和边缘地区。学术界现在依然如此，这也说明，国际关系学从来都不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尽管西方一直在其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这种情况既令人失望也是狭隘的——它仍然是一个多样化的统一体。 如果不考虑当代的后现代方法以及多次方法论之争，人们很容易将国际关系学的思想发展史划分为三种不同的传统。在欧洲伟大政治思想家的名字当中，我们可以把霍布斯、格劳秀斯和康德看作是这三大方法的代表人物。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丁·怀特把他们称为现实主义者、理性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③ 最近，又出现了相似的分类，即包括现实主义者、多元主义者或赞成世界社会方法的人、结构主义者，④ 并且特别承认了马克思主义传统。这种全面的概念性框架作为一个指南被证明是很有意义的，但这当中几乎没有北美国际关系学的功劳。 国际关系学奠基者的学科背景，在美国主要是国际法，在英国则是外交史或国际史。在欧洲大陆，虽然上述两种传统都很盛行，但是国际法占据支配地位。这些奠基者们继承了19世纪的三种思想传统以及均势思想，并且通过议会和法院体系将其制度化，这也体现出了现实主义的方法。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尤其是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以及19世纪下半叶创建仲裁和军控体制的尝试，都是多元主义方法的范例。结构主义路径则体现于马克思主义和地缘政治这两个新确立的传统之中。北美对这些进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但肯定不是支配性的。 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演进 19世纪，虽然美国政府表面上没有参与欧洲大国的图谋，但它在美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埃及以西的北非伊斯兰教地区海岸(Barbary Coast)却采取了现实主义的行动。在资产阶级自由改良主义者们的影响下，美国积极参加了它所关心的个人和民间团体的各种会议。然而，美国对于国际红十字会的建立和反奴隶贸易运动的开展几乎没做什么。但对于仲裁领域以及调停作为一种管理争端的手段的发展，美国是做出了重大贡献。英国和美国之间的阿拉巴马案(Alabama Case)就是一个贴切的案例。并且，美国越来越愿意承担法律义务，把争端提交仲裁，这种做法也是对多元主义者自由国际主义的颂扬。此后，随着美国各州在几十年里力图联合、继而在内战中陷入分裂、然后又试图从内战的余烟中(它至今仍未完全熄灭)再次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一体化的共同体，一部可观的并且相当重要的有关一体化理论的文献出现了。美国人的争论和问题与目前围绕着欧洲制宪会议(European Convention)而进行的争论和问题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一体化理论长期以来始终是并且依然是美国的优势所在。但另一方面，在结构主义的革命性框架中却几乎找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不过，马汉将军有关英国以及早期罗马帝国运用海权的著述对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为结构主义的另外一种形式——地缘政治学提供了佐证。⑤ 不过，美国对欧洲最大的影响并不在此，而是后来体现在它出于哲学和政治的动机建立了国联，并且在推动军控并签署《华盛顿海军条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时候，美国事实上扮演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但其追随者们多少有些不情愿。对于美国这样一个从众多并不情愿合作的殖民地发展为一个大陆的支配性大国，在此基础上又成为世界新秩序的倡导者，这样的角色无异于是一种享乐。这种以自由制度主义原则为基础管理社会和创建制度的方法，最终导致了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和英国的诞生，这也为国际关系领域中首次达成共识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