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开辟了雅典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成熟的雅典直接民主制堪称绝唱，臻于极致的雅典文化流芳千古。然而，他铸造的辉煌随着雅典的战败可谓转瞬即逝，希腊政治文明适才耀亮便迅趋黯淡。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耗尽了雅典的动能，领有庞大帝国的雅典从此几番屈辱、再三沦陷，臣服斯巴达和马其顿之后最终被归并于罗马。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后，伯里克利领导雅典多年，直至战争爆发第三年时去世。现代研究者普遍认为，对于这场战争，伯里克利本人持有相当明晰的大战略。一般而言，国家大战略① 统领一国的内外政策，它基于对目的与手段及其资源基础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深思熟虑，构成最高层次战略意义上的全面行动规划。大战略倘若在其诸项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中存在重大缺陷，就很可能导致致命的后果。对伯里克利的大战略，世上公认的最杰出的军事史家、19和20世纪之交德国的汉斯·德尔布吕克首次作了论析，而当代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头号权威、耶鲁大学古典史家唐纳德·卡根提供了更为细致也更为全面的研究和评判。② 他们评述的主要依据是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但这部史书中蕴涵的雅典大战略机理及其失败原因比他们揭示和强调的更深刻、更全面。经过反复的精心阅读和思考可以悟出，修昔底德在心底里认为，雅典战时病变、衰落和失败的根本缘由是雅典乃至希腊的政治文化。③ 当然，修昔底德太爱伯里克利，何况他的写作动机之一，实际上是为战事艰难之中被雅典大多数公民所责难的伯里克利申辩。④ 因而，单就伯里克利而言，修昔底德的叙述和评价难免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由此而来也带有某种片面和扭曲效应。与修昔底德相比，今人可以有更好的条件来“读出”导致伯里克利大战略失败的最致命因素——希腊文化中独具特色和相对新颖的雅典政治文化。 伯里克利在其执政生涯中始终具有明确的大战略意识，那就是本着哲理和战略的远见，动员和运用雅典及其帝国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去创造他心目中空前繁荣、民主和伟大的雅典城邦。“伯里克利是不仅接受自身所处环境、而且要以自己的思想去塑造心中意象的罕见人物之一。”⑤ 伯里克利的哲理远见在于超越希腊城邦的现状，即本着他的密友、著名自然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的学说，依靠“努斯”(nous)或曰智慧和理性造就世界的“有序”。他敏锐地悟到一种时机——可以创造出一个闻所未闻的最伟大的政治共同体的时机。这个政治共同体将满足人的最强烈、最内在的激情——荣耀和不朽；它也将创造一种前所未知的生活质量，使人们在追求私利的同时服务于城邦，以至实现最高目的——城邦的伟大。⑥ 伯里克利对荣耀和不朽的想望，对塑造伟大城邦和应有的城邦高尚公民的执著追求，使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曾两度理智地选择了正确的对外根本政策：与波斯媾和，结束希波战争(公元前449年签署《卡利阿斯和约》)；与斯巴达媾和，结束史家所称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45年签署《三十年和约》)。⑦ 伯里克利需要和平。只有在和平之中，才能成功地实现他心中的意象，而他所依托的是雅典海上帝国。⑧ 他需要帝国保护雅典安全，支持他要创造和维护的伟大的雅典民主社会，并且需要从盟邦索取的帝国资金建造宏大和昂贵的公共建筑，使雅典拥有辉煌的城貌。他教育雅典人这些建筑将是他们的民主政治和帝国的永久纪念，他要他们每天都目睹雅典的伟大，成为无限热爱自己城邦的公民。为了所有这些目的，伯里克利力求维持与斯巴达以及波斯的和平，以此巩固而非扩展帝国。至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前几年，伯里克利的和平时期大战略一直极为成功。修昔底德就此评论道：“在他主持国政的整个和平时期内，他英明地领导国家，保卫它的安全，雅典的全盛时代正是他统治的时期。”⑨ 出于维护海权绝对安全的利益算计，雅典与另一海上强邦科西拉结盟，由此卷入科西拉与斯巴达的首要盟邦科林斯的白热化争斗。加上斯巴达内部嫉恨雅典及其帝国的主战势力上涨，导致雅典与斯巴达及其同盟的矛盾步步激化。原先珍视和平的伯里克利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坚信，由于斯巴达内部主战势力的顽固存在和权势增进，大战不可避免。不仅如此，他相信他可以拥有，事实上他已经构想出了一种能较快地耗尽斯巴达战争意志、迫使其真正永久接受雅典平等权势的战略——一种能保证上述意义上的战争胜利的战略。他还相信，他是唯一能说服雅典人采纳并实施这一在他看来惟一可行战略的人，而他自己年事已高，雅典应当在他不长的余生里进行这场必不可免的战争。因此，当局势紧张、升至战争边缘之际，他坚决拒绝斯巴达使节三次和平提议，即使其中第二次所提的条件相当温和有限。他认为，拒绝妥协、进行有限的战争，实际上是一次能够一劳永逸地使雅典与斯巴达经久平等、雅典帝国稳固永昌的机会。伯里克利确信，斯巴达决定走向战争是错误的，必须以决不妥协来使斯巴达明白它的错误，在心理上真正回复到三十年和约规定的均势和平。“他设想这么一个世界：在其中，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认识到无法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从而将尊重对方的完整。”⑩ 伯里克利构想的得胜大战略，就是形成雅典海权对斯巴达陆权的长时间战略僵局，以此消耗和击垮斯巴达从事战争的意志。斯巴达无法攀比的海上力量优势是雅典的主要战略“资产”，与此同时，雅典的陆上军事能力远远弱于以强大陆军独占希腊世界鳌头的斯巴达；采用“扬己之长”、“克敌之短”和“避敌之长”的战略，即“非对称性战略”，就能形成上述战略僵局。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斯巴达打着“解放希腊”的旗号，以陆上进攻战略决意摧毁雅典。伯里克利领导雅典采取陆上战略守势，闭城退守，坚拒出战。雅典农民经说服而放弃田产和家园，任其由斯巴达及其同盟军队蹂躏，同时全部乡村人口迁至城墙以内坚守。另一方面，伯里克利使用舰队，不时袭击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斯巴达同盟城镇。伯里克利意欲通过海军两栖作战表明，雅典人能够随意对斯巴达同盟造成频繁的骚扰和非同小可的破坏，与此同时斯巴达及其盟国军队却无法攻占雅典城。他的战略目的不在于在战场上彻底打败敌人，而是在心理上最终战胜之。他相信，一旦斯巴达人无可置疑地明白雅典人愿意做出必要的牺牲，坚持遵从他的战略，他们就会认识到无望战胜雅典，从而最终不得不同意经谈判达成和平——伯里克利追求的、斯巴达人在心理上不能不接受的均势和平。因此，他谆谆告诫雅典人：“如果雅典等待时机，并且注意它的海军的话，如果在战争过程中它不再扩张帝国的领土的话，如果它不使雅典城市本身发生危险的话，雅典将来会获得胜利的”。(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