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回日期：2006-04-15]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6)06-0060-07 建构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后，逐渐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1989年，尼古拉斯·奥努弗(Nicholas Greenwood Onuf)在他的专著《我们造就的世界：论社会理论与国际关系中的规则与统治》(以下简称《我们造就的世界》)中第一个把“建构主义”这一术语引入到国际关系学界。他把重新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作为自己的目标，从社会学和哲学角度，借鉴了语言学、法学等理论，以语言和规则为理论核心，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建构理论，① 进而确立了他在建构主义领域内的地位，使其成为建构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我们造就的世界》一书出版之后，在奥努弗周围形成了“迈阿密国际关系研究小组(Miami Group)”，② 使规则建构主义理论(rule-oriented constructivism)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③ 本文主要是对奥努弗的规则建构主义理论进行简单的总结和评述，使我们对其能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和认识，更全面地认识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建构理论。 一 对理性主义的质疑和向其他学科的借鉴 自由主义学说自17～18世纪和科技革命以来，一直在西方哲学领域处于很重要的地位，其核心假定是理性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主要体现在理性选择理论和微观经济学领域。理性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占主导地位，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是以理性主义为假定的。根据该学说，人总是理性的，总是在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私利，其行为具有可预见性。体现在国际关系领域，理性的行为体由个人变为国家，国家的行为因此同样可以预测，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预测世界政治的运转规律。进而，在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中，对理性行为的主要约束是物质条件的制约。理性主义的假定虽然突出了人类行为的规律性，为实证主义研究提供了方便，但却忽略了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价值判断、主体间性和行为的社会意义。其唯意志主义和原子主义的本体论实质从一开始就杜绝了探索规则和规范性约束在世界政治中作用的可能性，往往是以静态的方式来考虑问题。④ 所以，理性主义对很多社会行动都很难做出让人满意的解释。 20世纪80年代在国际关系理论第三次论战期间，非主流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抨击日益激烈。在这一论战过程中，国际关系也受到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语言不仅是表述工具，还可以建构事实。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被认为始于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他前期坚持语言“图像论”观点，而在他1958年出版的《哲学研究》中，其语言观发生重大转折：语言不仅简单地反映事实，语言的使用是一种运用符号的“语言游戏”，而游戏如何进行的关键是规则。⑤ 所以，语言可以通过规则来建构世界，由此语言被提升到本体地位。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的后现代哲学思想也对奥努弗产生了影响：权力不仅来自物质实力，也来自语言和文化。德里达和福柯等人都主张对国际关系文本进行分解，强调对原有理论进行解构。德里达主要代表的是解构主义理论，批驳绝对的中心观念，强调应从文字和文本入手，对原来的核心文本进行反思、重读，以揭示话语本身所存在的矛盾，动摇或解构占支配地位的解释，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识别隐藏于主导思想和观念背后的东西。福柯主要强调话语对观念的建构作用，认为话语是观念的反映，同时又会对观念产生强化或弱化作用，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体现就是谁的权力大，谁就易掌握话语的制定权，谁就容易在制定游戏规则时占据主动，进而塑造人们的观念。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对话语霸权、知识和权力的关系给予高度重视。奥努弗认为知识只有相对于一个特殊的语境时它才存在，知识和其他的思想和事件一样，永远不可能是中性、客观的，总是在人们的建构之中。康德(Immanuel Kant)、库恩(Thomas S.Kuhn)、古德曼(Nelson Goodman)等人的哲学思想在奥努弗的理论中也有所体现。如康德认为意识和物质相互作用，世界结构和意识结构之间存在一种交流。库恩认为观察本身就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所有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古德曼则强调人和社会的互构，认为没有一个世界从本体论角度讲是一个独特的世界，世界总是由其他世界建构而来，建构本身就是一个重塑的过程。⑥ 而在理性主义看来世界不存在互构问题。 言语行为在奥努弗的理论中至关重要，主要是受奥斯丁(John Austin)和塞尔(John 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影响：说话就是做事，语言是由规则控制的行为活动。奥斯丁认为语言最基本的功能是执行行为。交际过程中的言语行为可分为以言指事、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⑦ 在语言实际运用过程中，由于不同的目的和意图，3种言语行为经常是组合在同一个言语活动中。在3种言语行为中，奥斯丁比较重视以言行事，把它分为5种：判言、托言、行言、施言、注言。⑧ 塞尔把言语行为引入了社会理论，强调讲一种语言实际是在进行一些由规则控制的活动。他把言语行为分为5种：断言性、指令性、承诺性、表述性和说明性言语行为，不同的言语行为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意义。塞尔还特别强调言语行为中的意向性问题，认为以言行事中的语旨力和意向有密切关系。⑨ 另一位重视言语行为的是哈贝马斯(Jurgen Harbermas)。奥努弗认为哈贝马斯真正抓住了言语行为理论的重要性和它的含义。哈贝马斯认为语言和社会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主要体现在以言行事。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行为体可以通过语言工具而达成理解和共识。人们要实现沟通的合理化，必须建立合理的交往行动理论，要选择适当的语言进行沟通，要讲究话语民主。⑩ 所以，我们要解析沟通行为，关键要分析言语行为。 国际政治学的社会学转向在奥努弗的理论中也有较深的体现。首先是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他的结构化理论。吉登斯强调实践在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作用，而规则对不断重复的实践是最重要的，规则告诉想参与社会生活的人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规则因此造就社会结构。(11) 而人作为施动者具有主动性，可以选择是遵守或是违背规则，从而使规则得到强化或弱化。他同时强调，在人和社会的互构过程中，物质因素作为一种现实背景不可忽视。吉登斯把资源分为分配性资源(allocative resources)和权威性资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12) 资源起中介作用，可以使权力扩大。此外，奥努弗从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韦伯(Max Weber)的社会学中也汲取了很多营养。如涂尔干认为诸多的社会现象都是由人际互动造成的，社会的关键是能够形成规则。涂尔干和韦伯都强调人和社会的关系，认为共有观念把个人和集体联系在一起，使个人受到集体的制约，这实际是社会对行为体的建构。社会学的研究角度使人们更加关注行为体和社会结构以及观念与物质的关系，更加关注社会实践及文化的意义。奥努弗也因此把重新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其对社会理论发展的一个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