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作为西方国际政治学研究范畴的一个归类被介绍到中国。① 而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高等教育机构采用IPE作为国际政治学学科和学位专业的一个分支。IPE不再被视作了解国外研究进展的内容之一，而是开始成为研究中外关系的组成部分。 本文讨论采用IPE视角研究中外关系所涉及的背景意识问题。“背景意识”指的是推动一个学科门类发展的社会大背景；这个背景具有结构性，即短期内不可能发生巨变但同时又不可回避。这个问题之所以值得讨论，是因为作为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IPE的研究和教学的原始目的便是对理解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政治因素做出新的贡献。本讨论基于一个在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界形成中的共识：我们介绍来自欧美的研究成果之终极目的是为了丰富对中外关系的研究。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我们已经基本走过了介绍国外研究成果的阶段。 IPE在欧美盛行的背景意识：美国的衰落 关于IPE在美国和欧洲学术界的历史渊源，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在笔者看来，既然IPE的起源是政治经济学，那么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1892年第一期《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出版(至今仍在延续)。但是，在欧美国际政治研究界，IPE作为国际政治学的一个分支的兴起则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事。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后三年内，两本讨论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之间关联的教材便成了最畅销的大学教科书。② 虽然从专业名称、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所采用的主要教材，到如何对待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传统等方面，欧美的大学都不尽相同，IPE已经是国际政治研究与教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③ IPE在欧美的国际政治研究和教学领域的发展史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IPE之所以受到广泛的重视，其大背景是第一次中东石油危机促成国际政治研究界关注“美国的衰落”(America in Decline)对美国自身以及国际体系层面政治与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 “美国的衰落”包括两个层面。第一，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在家庭结构、就业/收入状况、移民问题、人口分布、种族差距、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课题方面，发生了急剧的变化。50年代流行的“模范社会”(model society)表述被认为不再能够描述美国社会的新现实。这些变化意味着美国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领域竞争力在发生变化。不能再用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作为预测美国对外政策以及美国的世界政治与经济地位演变的基础。国际经济与政治体系也会随之出现变化。60年代以来，这一命题在美国研究中一直颇具生命力。④ 第二，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的国际政治研究界开始流行一个新的认知：美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统治地位(Pax Americana)受到了挑战；美国按照它的设计塑造整个世界的能力在“衰落”。石油危机不仅加深了美国经济的困难，而且提醒美国国际政治研究界重新思考“力量”(power)这个核心概念的内涵，因为小国也能对大国造成伤害。美国对苏联的全面遏制外交政策模式尚未出现明显成效，欧洲联合在加速，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力量在上升，如此等等。1971年尼克松政府宣布：中止1944年以来美元汇率和黄金价值以不变价格挂钩的政策。此举结束了战后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起稳定器作用的安排。美国开始与中国和苏联同时缓和双边关系，以减轻全面围堵共产主义大国所必须付出的经济和政治代价。当然，美国寻求体面地从越南撤军的途径，对美国社会和美国的国际政治研究界都是最强大的震动。正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所感叹，国际政治学这门“因为美国而生、由于美国而成长”的社会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的是两个不满：整个世界和国际政治研究状况本身。⑤ 有关如何应对“美国的衰落”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入一个新的高潮。举例而言，1987年保罗.肯尼迪所著《大国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的出版，在学术界和新闻界都受到极为广泛的关注。⑥《大国兴衰》也是美国和英国大学IPE教学中最为流行的基本教科书之一。⑦ 该书标题即明确告诉读者，它是一本以古论今的著作；所要传达的信息是：应对未来，美国仍然必须主动应对其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竞争力的相对衰落。也就在80年代，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对美国主流IPE乃至整个国际政治研究界以如何应对美国的衰落为基本出发点提出批评。这代表了英国学派IPE研究试图修正美国学派IPE在哲学和政策两个层次背景意识认知的企图。⑧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进入21世纪，综观IPE/国际政治学科在欧美的发展，主流理论基础，甚至研究议程依然没有脱离关注美国和以美国为中心审视世界事务的色彩。⑨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思考如何避免美国的进一步衰落这个课题是美国IPE学科兴盛的唯一原因。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没有第一次石油危机给美国与其“志同道合”(like-minded)国家所设计的战后国际经济(与政治)体制以及它们所习惯的国际秩序所带来的冲击，IPE就不太可能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欧美广泛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