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2—0038—43 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安全合作中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是这一地区性合作组织最主要的工作领域之一，也是上海合作组织在6 个成员国地区体现其凝聚力和生命力的基本源泉。这一特征不仅曾经体现在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对中亚地区构成严重威胁的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也仍然体现在国际反恐斗争取得显著成就和上海合作组织经济、文化领域合作正在蓬勃展开的今天。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和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安全合作也在不断更新着主题，时时调整着任务和目标。而且，各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的认识也在经历不断深化的过程。同时，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的水平也在这样不断的变化和调整中由低向高、由表面向深层、由单一向全面发展着。系统地分析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经历的不同阶段，总结在这一领域中完成的任务和达到的目标，对比不同时期面临的困难、问题及其发展变化，对全面认识上海合作组织今后安全合作的发展的方向必定有所裨益。 一、传统安全威胁促成的新安全合作组合 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的签署， 一般被人们认为是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的标志。但是如果需要考察“上海进程”安全合作发展的全过程，上海合作组织的早期雏形——“上海五国”时期也是必不可偏废的重要阶段。而“上海五国”机制的形成原动力，其实来自于各当事国急于消除冷战后传统安全威胁的需要。1991年8月，苏联发生了举世瞩目的“8·19”事件，苏联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坍塌，苏联中央政府与各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行政管理体系也随之土崩瓦解。苏联的解体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而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与中国有着漫长共同边界的前苏联国家而言，对他们最现实的国家安全威胁，是由于曾经长期可以依托的军事大国的瞬间消失而带来的空前军事安全危机。而与此同时，在冷战结束带来的巨大落差和冲击面前正在调整对外政策思路的中国政府，也正在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继续依据开始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事业后初步形成的积极外交，通过主动与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努力营造一个全面发展所需要的良好外部环境。历史进程中的机遇与欧亚各民族发展的要求，使中国与原苏联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之间在国家利益上出现重合。 首先，中国与俄罗斯及相关中亚各国政府将合作的突破口选择在多年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发展的边界问题上。这些边界问题都属于长期历史遗留问题。尽管在苏联解体前，中苏双方在避免因边境纠纷而引发冲突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并开始了长期而艰难的谈判，但直到1986年7 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后才有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1991年5月江泽民访问苏联时， 两国外长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确定了中苏东段边界的明确走向。在双方经过了苏联解体后的迅速心理调整和战略重新定位后，中国与前苏联的部分继承者——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间很快达成了共识。1992年2月， 中俄两国立法机构先后批准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3月，在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访华时， 两国外长相互交换了双方政府关于《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的批准书。随后，中国与相关中亚国家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也很快启动。1994年3月，中国首先与有着1500 多公里共同边界的哈萨克斯坦签署了《中哈国界协定》，由此带动了同其他中亚国家的边界谈判进入正常轨道。 其次，中国与俄罗斯及相关中亚各国将结束冷战对抗时期形成的军事对峙局面作为确保冷战后共同边界地区安全的更高阶段任务而继续着手解决。在92年 11月9日，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联合代表团继续在已有的成果前提下谈判，到1995年11月，《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草案已初步形成。1996年4月26日，五国在上海签署了《中、俄、哈、吉、塔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1997年4月24日又签署了《中、俄、哈、吉、塔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这两个历史性文件不仅以世界冷战史上从未有过多国互信合作成果成为奠定“上海五国”合作机制的重要法律基础，而且以彻底结束持续30多年边境地区军事对峙的杰出范例，开始了被称为“上海模式”的新型安全合作进程。 二、合作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拓展 冷战结束的直接后果，是左右原有世界安全格局的基本矛盾——东西方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对立的消失。这一突出的变化牵动了整个国际社会和各国际关系主体对公共安全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认识的转变，也促使人们在实现国家安全利益过程中基本策略和思维方式的改变。 “上海五国”在推动本地区的安全合作进程中同样也经历了这样的认识转变：当签署了1996、1997年两个重要军事安全合作文件后，人们普遍认为影响各成员国和整个地区安全的主要问题基本解决了，由此对欧亚地区安全形势的评估和“上海进程”的发展预期也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基于这些不同意见，或认为“上海五国”合作的主要领域应该转向经济方面；或认为“上海五国”实质性合作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如果继续存在充其量也只能作为国家元首论坛；或索性认为继续合作的条件和任务已经不存在，“上海五国”也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但是，这种彷徨并没有持续多久。冷战结束后，世界地缘政治形势已经完成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但原有政治力量细部格局的松动和坍塌在其后的5—10 年内仍然继续着，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这种持续完成的地缘政治变化与冷战时期大国对抗与角逐体现出力量消长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有着质的区别，而且这一后续过程在全世界和各地区产生的影响力也突出地表现为一种新特点，这就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的上升。由于前苏联地区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当原有的权力中心消失之后，各种曾经处于被支配地位地区性因素马上演变成为影响各国政治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上海五国”成员的国家领导人和各国决策部门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影响地区安全形势变化的新趋势，并将注意力转向了此前未曾予以充分重视却在现实地区政治与安全格局中发挥着重大影响作用的全新领域。1998年7月3日，“上海五国”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举行第三次元首峰会，在这次会议的《联合声明》中首次明确提出，“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主义、民族排斥和宗教极端主义都是不能接受的。各方将采取措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偷运武器、贩卖毒品和麻醉品以及其他跨国犯罪活动，不允许利用本国领土从事损害五国中任何一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秩序的活动”。紧接着在“上海五国”所在地区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充分证明了五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联合声明》体现出来的政治敏锐性。1999年2月16日， 宗教极端势力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市制造了针对卡里莫夫总统的系列汽车炸弹爆炸；俄罗斯车臣非法武装在包括莫斯科在内的各地制造数起爆炸事件；8月8日和22日，盘踞在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间边界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成员潜入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地区，先后劫持数十名人质，胁迫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无条件释放5万名在押的伊斯兰兄弟”；进入中亚地区的国际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解放党”（“Hizb－ut－tahrir”）在各国迅速蔓延； 随着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在中亚地区活动的加剧，毒品走私、贩运军火等犯罪活动也日益猖獗起来。自苏联解体时就开始活跃在中亚地区的以分裂中国新疆为目的的“东突厥斯坦”分裂势力在中国新疆制造了一系列爆炸、枪杀、纵火等事件。针对重新严峻起来的地区安全形势，“上海五国”高层会晤机制及时将地区合作的重点由传统的军事安全领域转向非传统安全领域。1999年8月25日， “上海五国”元首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第四次会晤，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再次重申，“有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非法贩卖毒品和麻醉品、走私武器、非法移民及其他形式的跨国犯罪行为，遏制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并明确要求“五国主管部门将采取措施开展实际协作，包括磋商1999至2000年间制订有关联合行动计划”。这是“上海五国”第一次将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联合采取行动列入了地区合作的工作日程和实际活动中，也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首次将恐怖主义作为地区安全的主要威胁因素正式提出。这比“9·11 ”事件后世界各国纷纷把反对恐怖主义列为国际政治主题整整早了两年。在这次峰会的推动下，于1999年12月2 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又召开了“比什凯克‘上海五国’执法部门领导人安全合作与协作会议”。这是“上海五国”会晤机制成立以来首次在各成员国职能部门之间举行的会议，也是继军事领域互信合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将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推向操作层面的第一次会议。五国执法部门领导人在会议上确定了合作的领域：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反民族分裂主义，打击有组织犯罪集团，打击非法贩运武器、毒品活动以及制止非法移民等。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此次各国执法部门领导人会议决定成立由成员国执法机关首长组成的“比什凯克小组”，专门负责协调各国职能部门之间的日常交流与合作事宜，是“上海合作进程”中建立最早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的雏形。在随后于2000年3月30日举行的“上海五国”国防部长会晤上，各国武装力量领导人在已经建立的军事互信基础上，讨论了地区安全形势的新特点，并开始探索在新的历史时期运用军事手段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会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首次将“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作为地区安全的主要威胁做出系统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