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61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425 （2006）03—0070—06 澳大利亚联邦自1901年建立以来，其外交政策的首要出发点就是维护国家安全。二战以前，依赖英帝国的防务机制来确保其安全成为澳大利亚外交的首选。二战后尤其是1951年《澳新美同盟条约》缔结以后，澳美同盟成了澳大利亚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基石。所以，1980年代以前，澳大利亚在军备控制、裁军和核不扩散政策方面，基本上无所作为，甚至充当了核大国的核试验基地以及核武器运输通道。1980年代后尤其是冷战的结束，澳大利亚的安全观念得到某种程度的修正，希望建立全球和地区安全机制来确保自身安全，但由于受制于国内经济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同盟机制，澳大利亚在这些领域的立场可谓毁誉参半。 一 军备控制和裁军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武力对抗甚至战争的一种手段。军备控制和裁军并不必然地减少战争的可能性，但军备竞赛无疑是对和平的最大威胁。 冷战时期，在国际军控与裁军领域里，美苏间的双边军控势力是主线，除此之外，联合国也发挥自身独特优势，领导全球进行了多边裁军民军控行动，促进了全球军控机制的发展。1978年联合国召开了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是国际裁军领域的纲领性文件，被很多人称为“裁军领域中的圣经”。该文件明确提出全球裁军与军控的最终目标是：有效的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的裁军；当前的目标是消灭核战争的威胁，停止军备竞赛，为走向持久和平扫清道路。文件同时指出，裁军谈判中各具体项目的优先顺序是：核武器、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常规武器和军队。 澳大利亚军备控制可回溯到联邦成立初期。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颁布了《海关条例》（the Customs Act）。从此，防务物资的出口受到该条例的限制。条例列举了没有政府同意不能出口到国外的防务物资的清单，在1988年前，这一规定也适用于武器出口[1]。但是在1980年代前，由于追随大国外交，在国际军备升级或控制、扩军或裁军的风云中，澳大利亚志满意地扮演了一个被动旁观者的角色。1980年代是国际裁军和军备控制大行其道的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以及对相互摧毁的担心，在裁军和军控领域敞开了磋商的大门。而此时的澳大利亚正值工党执政时期，工党外交政策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希望澳大利亚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树立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中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崭新形象。澳大利亚虽然不是国际裁军和军控领域的直线或主要对象，但作为一个地区性有影响且与英美都有着特殊关系的中等国家，它自身独特的协调优势是其他大国或小国都无法比拟的，所以工党不失时机地亮出自己的裁军和军控观点，认为裁军和军控这一涉及全球的问题不能仅靠超级大国来解决，主要军备大国之间应展开谈判[2]84。1984年， 比尔·海登（Bill Hayden）外长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建立了“和平研究中心”。这是新政府对建立广泛安全体系的一个暗示。同年7月， 海登在一本著作里称“通过军备控制和裁军来寻求和平”是“这届政府的头等大事。”[3] 1985年，“和平与裁军全国咨询委员会”适时建立。该委员会每年在堪培拉举行例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和平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如“退伍者联盟”的代表就和平与发展、实现和平的机制等问题展开讨论。澳大利亚外长以及外交与贸易部、国防部的官员也都成了每年例会的嘉宾。可见该委员会的建立为政府与社会各界就和平问题交换看法和观点，架起了桥梁。除此之外，澳大利亚在建立全球安全机制方面的努力集中体现在积极参加多边国际论坛，如联合国大会和其他主要裁军协定会议；参加在联合国体制内有关军备控制协定的专门论坛以及日内瓦的裁军会议（澳大利亚在1979年成为裁军会议的一员）。1988年，霍克政府还任命了驻日内瓦的专职裁军大使，足见工党政府对裁军的重视。军备控制和裁军成了外交和贸易部下的国际安全局的几个分支部门归口管理的事务。澳大利亚常驻国际裁军会议的代表有四名，驻维也纳的大使兼任驻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代表，而驻联合国的代表在军备控制和裁军方面发挥着全权和积极的作用。 但应该看到，1980年代的霍克政府为树立一个良好的国际公民形象以及力图体现澳大利亚在地区乃至国际性事务中能够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角色，而采取了军备控制以及更加独立的防御政策。从表面上看，澳大利亚对澳新美同盟条约、军备控制以及更加独立的防御政策这三者所承担的义务看似并行不悖，但霍克政府感到它为实现后两个安全目标所作的努力，已逐渐同第一个目标发生矛盾，特别是从里根政府的安全观点来看更是如此[4]。从澳大利亚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基本路线来看，霍克政府在这三者之间寻找平衡点，决非易事，因为澳新美同盟条约在澳外交和防务政策中的地位是后二者所无法取代的。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随着苏东剧变以及苏联的解体，世界政治中的两极体制灰飞烟灭。由于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格局不复存在，这无形中降低了美国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各国民族自主意识的增强，使得美国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成为一些国家竞相结盟的对象。由于短时期内，几乎不大可能发生全球性战争，所以，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战略适时作出调整：即支持全球安全、增强地区安全、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5]。与过去国家安全战略不同的是，新国家安全战略将全球安全和地区安全提到与澳美同盟关系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军备控制、裁军与核不扩散政策就是澳大利亚全球与地区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这是澳大利亚外交和防务政策从冷战时代由借结盟来遏制潜在对手的战略到与他国一道谋求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机制来实现和平的一次大的转向。这种转变不仅体现了澳大利亚外交和防务政策正在走向独立的一面，而且反映了澳大利亚政府决策者对冷战结束后新的安全观的认识与理解。正如澳外长伊文斯1996年1月23 日在“消灭核武器堪培拉委员会”（Canb erra Commiss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Nuclear Weapons）成立大会上致辞时所言：“核武器的继续存在对每个人的安全都没有帮助；消灭核武器能够增强每个人的安全”；“在冷战结束后世界，核武器在处理已经成为最常见的安全挑战诸如种族—民族冲突、人道主义灾难以及经济危机方面，毫无益处。”[6] 二 澳大利亚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态度很少有所保留，并为全球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和扩散机制的建立付出了努力，但由于受制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对外战略，澳大利亚在此领域的立场也备受争议。 20世纪，化学毒剂被用于战争武器已不再让人感到陌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了化学武器的试验场。1925年《日内瓦公约》用法律的形式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然而，很多国家我行我素。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就曾大量使用化学武器，二战期间的大量犹太人也曾遭受德国法西斯的化学武器的残害。1984年，联合国特别调查团在调查中发现，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也曾使用过化学武器。当时国际上尚未有禁止发展和生产化学武器的多边法律文书，为了防止化学品被用于生产化学武器，澳大利亚于1985年4月提出建议，由已实施出口许可证制度的一些西方国家召开会议，目的是协调各国采取的出口控制措施，并加强各国在防止化学武器扩散方面的合作。首次会议于1985年6月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由澳大利亚主持。此后，每年在澳大利亚驻法国使馆举行一次会议，“澳大利亚集团”因此得名。1990年，该集团开始采取措施以防止生物武器的扩散[7]。“澳大利亚集团”的出现，虽然对防止化学、生物武器的生产和扩散不具有强制性作用，但是在这一事关全球和平与安全的重要问题上，该集团在协调有关国家立场、加强合作、采取防范措施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