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6）04—0013—08 自从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British Committee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于1959年1月召开第一次会议以来， 英国学派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如今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非主流学派中影响力颇大的一支力量。英国学派的理论内核包括“一个核心、三个支点”，即以“国际社会”为核心概念，以“秩序”、“正义”、“维系社会的因素”为研究支点。英国学派内部存在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不同时期的学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学术联系（甚至是师生关系）。例如，第一代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丁·怀特是赫德利·布尔的思想导师，而布尔是第二代英国学派的代表；第三代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文森特曾经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接受布尔的学术指导；以巴瑞·布赞为代表的新生代英国学派学者力图对该学派的经典理论模式进行富有价值的重新塑造。 随着外交实践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方式日趋复杂以及英国学派在冷战结束后重新得到国际关系学者重视，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一种不断挖掘英国学派外交思想的趋势。在美国学术界，随着国际关系范围的不断拓宽，外交事务开始变得相对弱化，学者们经常忽视对外交事务的系统研究。然而，英国学派学者认为，外交不仅是维持国际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也是国际社会的某种象征。他们探索外交的步伐始终没有停止过，并且经常以此作为树立自身“学派意识”的一面旗帜。本文通过详细分析4代英国学派学者的外交探索历程，试图对英国学派的外交思想（含义、地位和功能等方面）做出系统总结。 一 几代英国学派学者关于外交的探索 英国学派学者的研究工作不乏外交思想。在许多英国学派学者看来，外交是维持国际社会的一种基本制度，有利于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收集信息、促进沟通、进行谈判、减少摩擦等。随着国际关系实践的变化以及学者研究偏好的转移，不同时期英国学派学者的外交研究也会有所区别。 （一）第一代英国学派学者的外交思想 外交是英国学派的研究主题之一，这种学术定位在英国学派的第一本论文集《外交探索》能够得到清晰印证。在《外交探索》的序言中，马丁·怀特和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为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确定的研究任务是，探究“国际性国家体系的本质、外交的假定和观念、对外政策的原则、国际关系和战争的伦理学”。①并且，两位主编明确指出，该委员会“力图探索外交团体的本质特征、作用方式、成员义务及其在国际行为中的可靠性准则”。② 在《外交探索》所收集的12篇经典论文中，怀特和巴特菲尔德所提交的论文（每人两篇）均包含丰富的外交思想。 在怀特看来，外交及其实践、历史、哲学应该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而且，既然外交在欧洲国家体系的观念和惯例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际关系学者应该给予外交相应的关注。在《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一文③ （被列为该论文集的首篇）中，怀特毫不掩饰自己对国际关系理论来源过于凌乱的失望，并且抱怨道：“几乎没有一位政治思想家已经将国际体系、外交共同体自身的研究作为自己的工作。”④ 在国际关系研究十分落后的背景下，怀特将该委员会的第一本论文集命名为《外交探索》蕴涵着特定意义。⑤ 在怀特看来， 尽管外交应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内容，但是外交研究的主要途径是借鉴国际法学家的作品，即外交研究大多秉承国际法学家有关国家体系运行的各种“思考”。在《国际关系中的西方价值观》一文中，怀特的写作明确显示出文本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怀特认为，“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从西方的实践中推导出西方的价值观。例如，我们不能仅凭英国外交的传统就可以对西方价值观做出判断”。⑥ 在怀特的思想深处，外交是具有特定规范的人类关系领域，这些规范反映了国际体系成员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及其担忧。外交不只是一种观念模式，更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尽管外交实践比外交理念要丰富得多，但是对外交活动的研究不仅要集中于有关外交的种种思考上（以便理解比关于外交的观念模式更多的东西），也要重视外交惯例的研究，即像“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外交生活的不变经验”⑦ 等因素应该成为外交研究的重要对象。 作为《外交探索》一书的主编之一，巴特菲尔德所提交的《新外交与历史性外交》一文⑧ 主要是为了回应一战之后伍德罗·威尔逊等人对“新外交”的极力倡导。这种“新外交”的含义是，未来的外交符合“民主”国家的需要，议会的参与和透明的惯例要加强，外交决策规则比以前更加简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容易联想到，外交人员对这场灾难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人们强烈反对“旧式外交”，尤其是反对所谓的“秘密外交”。⑨ 对于这种更加简单、公开和民主的“新外交”全盘否定传统外交的做法，巴特菲尔德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巴特菲尔德说：“为了有利于对新外交在1919年以后的泛滥展开批评，人们应该记住，如果外交和对外政策存在合理之处，那么它们一定是有效的，而不管外交行为的主角是男人还是女人，是白人还是黑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是内阁还是议会……”⑩ 简言之，在巴特菲尔德看来，人们不能完全割裂新外交与传统外交之间的联系，因为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在《均势》一文中，巴特菲尔德认为，随着人类对均势运行方式的认识不断增长，外交实践的技巧必然显得更加娴熟。这是因为“国际秩序不是自然赠予的事物，而是精炼的思想、仔细的设计和精心的制造的产物”。(11)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巴特菲尔德的外交思想带有基督教信仰的色彩。巴特菲尔德反对技术性史学（technical history），而认为历史与一种基督教历史观相一致，历史学家对事物必须做到设身处地的感受，历史著作必须传达人类变革的复杂性。(12) 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导下，他写成了自己在外交方面的主要作品——《基督教、外交和战争》。(13) 巴特菲尔德的外交思想有两个核心判断：第一，外交不应该被视为一系列具体活动。巴特菲尔德提醒人们关注外交实践者的社会特征，即外交官不仅仅是有形的客观存在，也是无形的社会存在。第二，社会运行方式的认识（至少是外交领域的认识）隐藏在人类的历史过程中，等待人们去发现。也就是说，遵循外交领域的规律性认识是实践者的任务，研究它们是学者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