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拖不决的车臣问题是缠绕独立后的俄罗斯政府的一个难以摆脱的梦魇。如果说，车臣问题的复杂性在初期还被俄罗斯国内激烈的政治斗争和严峻的经济形势所冲淡，那么，当政党斗争逐步进入有序化，国家已经逐步走出危机并出现了连续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该问题由于分离势力恐怖活动的扩大化与恶性化而显得更加突出。对俄罗斯政府来说，车臣问题不仅成了一个内政难题，而且还严重影响了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美国对俄罗斯政府车臣政策的牵制及对车臣分离势力的支持和袒护，使这一将历史恩怨、民族嫌隙、宗教隔阂、反恐斗争和中央与地方关系等诸方面内容交织在一起的难题的解决变得更加棘手。 一、车臣问题的起源 俄罗斯联邦制的构成原则是民族区域原则和行政地区原则相结合，俄罗斯联邦主体由民族自治实体（民族共和国、民族自治州、民族自治区）和地方自治实体（边疆区、州和直辖市）组成。车臣共和国属于民族自治实体。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后，俄罗斯族和其他民族的大部分人逃离车臣。目前，车臣境内的居民基本上是车臣族人。车臣的地理位置具有特殊性，位于北高加索的捷列克河两岸，南与格鲁吉亚为邻，北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接壤，西靠北奥塞梯共和国，东接塔吉斯坦共和国。它所处的北高加索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结合部，战略地位很重要，历来是俄罗斯通往中亚和西亚的咽喉，也是俄罗斯与中亚各地油气管道和铁路运输的枢纽。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在戈尔巴乔夫推行以“民主化”、“公开性”和“政治多元”为主导方向的社会政治改革过程中，苏联各地兴起了民族主义运动，少数民族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风起云涌。在这样的民族运动风潮中，车臣人也踏上民族独立自主的道路。1990年5月，原苏军退役将军杜达耶夫当选为反对派组织车臣全国国民代表执行委员会主席，同年11月发表车臣共和国主权宣言。1991年10月27日，杜达耶夫在共和国全民选举中当选车臣总统。11月1日杜达耶夫发布了第一号总统令，正式宣布车臣独立。如果车臣独立，必将对俄罗斯联邦的国家统一和完整性构成威胁，从而产生“多米诺”效应，可能导致整个俄罗斯面临解体的危险①。 但是，叶利钦从车臣事变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消极的立场。当时的俄罗斯克格勃主席伊万年科认为：“好像直到最后一刻他也没有意识到，解决北高加索出现的问题需要花大力气，首先是他本人需要这样做。在最紧要关头的那些日子里，他根本就好像失踪了”②。亲历车臣战争的俄罗斯联军集群司令员特罗舍夫也指出，杜达耶夫政权利用了俄罗斯部队1992年撤出车臣时留下的大量军事装备和弹药库，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而莫斯科的政治家们则装出一副仿佛任何特殊的事情都未发生的样子”③。可见，第一次战争爆发前俄罗斯联邦政府对于车臣争取主权的措施反应迟钝，未能采取有效措施。 当然，从俄罗斯客观形势看，1991年至1994年11月，由于俄罗斯“双重政权”问题，叶利钦也无力解决车臣问题。但随着十月事件的结束，俄罗斯开始恢复政府的有效管理，而且中央政府重新确立了对地方政府的权威④。俄罗斯开始寻找解决车臣问题的时机。1994～1996年，俄罗斯当局采取了武力措施，以期使车臣共和国的秩序重新回到宪法轨道上来。分离主义者的负隅顽抗导致了武装冲突，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1996年8月签署哈萨维尤尔特协定及1997年5月签署和平条约之后，俄罗斯军队撤出了车臣。这为车臣共和国继续推行加速削弱俄罗斯国家体制、破坏俄罗斯领土完整的政策提供了便利条件。可以说，在两次车臣战争中，俄罗斯虽然屡次加大对车臣非法武装的打击力度，但迫于美国的压力，军事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并没有彻底制止车臣非法武装继续破坏和分裂俄罗斯的活动。车臣战争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不仅有人员伤亡，更造成国家物质资源的巨大损失⑤。 二、美国干预车臣问题的形式及俄罗斯的反应 克林顿政府与布什政府对车臣问题的干预形式有相同点⑥，但差别亦很明显。在克林顿执政时期，俄美在车臣问题上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人权领域，人权问题造成俄美两国矛盾不断。其一，美国借助人权名义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声称：“2000年2月份，美国的年度人权报告详细记录了这场战争给车臣人带来的令人震惊的后果。当人权观察组织公布了在格罗兹尼处决人员概要时，我们要求在国际观察员的监督之下对此进行全面公开的调查，并惩治肇事者。只有理解了这些指责的实质，俄罗斯才能令人信服地声称，它是认真履行国际义务的”⑦。其二，美国在政治上对车臣反对派予以支持，积极会见车臣反对派领导人。与此相应，克林顿时期美国采取的具体措施更多地集中在社会心理基础层面发动全方位的媒体宣传，形成对车臣问题的舆论氛围。俄罗斯的应对之策是一方面积极宣传，传达关于车臣问题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对俄罗斯民众坚定地表达在车臣问题上的国家意志。美国全方位媒体宣传的重要方法是美国往往在车臣反对派领导人发出呼吁后，马上进行呼应，对俄罗斯形成里应外合的舆论氛围。1995年3月10日，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杜达耶夫在美国深具影响的平面媒体《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我们呼吁全世界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的领导人进行干预”⑧。正如俄罗斯自己认识到的，问题在于所有的关键是争夺西方舆论的斗争，让西方看到谁是车臣冲突中的恐怖分子，谁在杀害平民，谁是种族灭绝的罪魁祸首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