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89（2006）02—0007—05 迄今为止，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观在国际政治理论中仍占有重要地位，而处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边缘的女性主义理论一直试图把性别意识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以其独特的视角来解读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身所探究的安全观内涵。 一、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简要回顾 现实主义理论是建立在下列重要假设之上的：第一，国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也是统一的、具有理性的行为体；第二，国际政治的本质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争夺权力的斗争；第三，权力是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的最重要概念；第四，世界政治的问题有等级之分，其中军事安全最重要，军事安全作为“高级政治”主导着经济和社会事务等“低级政治”。基于上述主要的假设，传统现实主义就形成这样一种安全观：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是军事安全，国家寻求自我保护、巩固和促进安全的最重要、最可靠的手段就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单边军事力量，以对付潜在的和外来的军事威胁。由于片面强调以军事实力追求国家安全，当一国发展军备时，即使是防御性的，也会被其对手视为威胁，从而不得不作出发展军备的相同反应。这样，国家之间彼此就越来越缺乏信任，每个国家都面临着“自助”情形，自助是实现国家安全的根本途径，但自助又使得其他国家变得不安全。如此反复，结果造成了双方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更加不安全，从而形成所谓的“安全困境”。“安全困境”的核心就在于一国安全的增强必然导致另一国安全的削弱，一国的安全就意味着另一国的不安全，他国的安全之日就是己国的不安全之时。简言之，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进一步肯定：国际政治是处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行为体的根本目标是权力和利益的角逐，“安全困境”难以从根本上消除。 二、女性主义对现实主义传统 安全观的回应 女性主义对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的解读首先建立在对现实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她们称西方国际政治学为“充斥着男性霸权主义”的学科。女性主义者克瑞斯汀·丝维斯特曾说：“国际关系是男性固有的领域，而‘女性’则属于另外的领域（她们可能会冒险涉足国际关系领域），她们所作的仅仅是‘男权’政治的辅助而已。”[1](P.5) （一）揭示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性别歧视 国际关系一直被视为一个性别中立的领域，而女性主义者认为国际关系领域是男人的世界，女人是被隐藏在国际关系之外的。国际政治理论中对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的传统定义将国家政策问题，尤其是与军事安全相关的问题作为所谓的“高级政治”，总是把女性排除在外。国际政治活动从外交到国防基本是男性支配的范围。认为妇女并不适合承担处理安全和危机的工作。《国际关系中的性别》一书的作者安·蒂克纳批评说，在这个以权力和冲突为表征的世界中，战争和对敌状态是一种有特权的、优先的行为。传统上讲，外交、军事和国际政治学基本都是男性主导的领域。妇女过去很少进入职业外交官和军事家的行列；她们很少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理问题，并极少有安全问题专家。[2](P.61) 20世纪80年代前期曾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女外交官杰尼·科克帕特里克在回忆那段经历时把自己描述成“男人世界的一只小耗子”；她尽管拥有那特殊的权力、强硬的风格和保守主义立场，但仍然不能赢得她的男性同事在外交事务上的尊敬或重视。杰尼·科克帕特里克的故事说明即使当妇女上升到高级政治职位时也会遇到歧视现象。安·蒂克纳认为：所谓“女人的手指是否足够有力到按核开关”的问题，或许揭示了妇女进入高层军事和外交决策过程中一个更深的障碍：核战略以其力量、威慑和恐吓的特点，像是一个特别适合男子气概的“戒指”，女性仿佛天生便缺乏这些范畴所需要的素质。[3](P.27—28) （二）对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男性特征的批判 多年来，西方国际政治学被女性主义者称为“充斥着男性霸权主义”的学科，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作为其主干的现实主义理论藏而不露的性别歧视内涵。[4](P.21)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研究可以不参照性别问题，因为国际关系对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什么影响。这实质上是一种性别歧视，把女性排斥在国际关系领域之外。女性主义是唯一以性别作为理解国际政治核心的理论，女性主义者通过将社会性别因素引进貌似中立的国际政治学，反叛和颠覆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中（尤其是现实主义）注重大国战略、安全均势、零和博弈等以男性经验和利益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克瑞斯汀·丝维斯特曾说：“如果我们用一般的、非性别化的罗盘绘制国际政治的海图，我们可能会以画出一幅仅仅充斥着男性，主要是精英男性的地形图而告终。”[5](P.35—36) 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现实主义理论歧视妇女的根源主要在于传统认识论上的“男／女、公共／私人”及一切与之相关的二元对立划分，表现在国际政治上便是战争与和平、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等概念。女性主义者对现实主义的纠正首先集中在打破此种具有等级制意义的社会性别分割及与之相对应的“高级政治（战争与和平、权力与威慑、冲突与合作等）／低级政治（民族矛盾、种族关系、妇女地位、道德、生态问题等）的割裂，赋予后一范畴与前一范畴同等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使被边缘化的妇女及其所代表的价值内涵进入国际政治学的中心。[6](P.71) 女性主义者谋求将“低级政治”（“女性”范畴）提到与“高级政治”（“男性”范畴）同等重要的地位，反对现实主义将男子与妇女、国家与家庭、政治与道德以及总体上将“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相分离、相对立的立场。女性主义者认为，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传统安全观在赋予国家合法使用暴力权力的同时，忽视了国内冲突、家庭暴力的危害性；而在安全的话语中“妇女”隐而不见，妇女所遭受的苦难与发挥的作用都被“遗忘”了，并且国际舞台上总会充斥着炫耀武力。如果这样，国际社会的安全便是无从谈起。 女性主义者在批判现实主义时，并不全盘否定现实主义理论，主要是批判其褊狭与缺失之处。许多女性主义者在批判的同时也进行了大量建构工作，例如，在揭示“国际政治是男人的世界，它是外交家、士兵、国际事务服务人员们的栖息地，而这些人多数是男子”的同时，[7](P.1) 还主张更多妇女进入国际政治领域；在批判以统治、支配、军事、战争、暴力为特点的男性特质独占国际政治理论的同时，强调将合作、和平、关怀为基调的女性特质加入其中，主张双性同体，即既结合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又超越两者，而不是片面地抬高一方而贬低另一方。在女性主义看来，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并没有考虑女性的观点，而只有军事国家中男性的看法。对主权国家来讲，国际体系中普遍存在着战争威胁，在这种国际体系中，安全往往是一种“零和博弈”，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指“国家的”安全。作为“保护者”，国家确立“外来”威胁者，指出不安全的存在，在保护“内部”人民的名义下，国家要求具有性别特征的公民作出牺牲：男人入伍上前线，妇女在后方从事社会化工作。在消除战争的过程中，男性的作用是力量的象征，是国家正义的化身，而女性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女性主义者要求对传统的“安全”概念进行重新定义，认为理性、安全、权力等观念和概念本身可以被女性主义所使用，即它们本身不必被抛弃，只是说它们在传统上存在着狭隘性和排他性（“排女性”）的含义。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内和外、主权和混乱、国内和国外、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等二叉对立思维阻碍了国际关系理论对安全的概念定义、解释和表述。传统的安全观一直以军事力量以及从物质上保护国家免受外界战争威胁。这一传统观念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极不全面，认为传统安全观过分强调军事安全的重要性，忽视了国家安全的综合性和多样性。而国家安全的综合性从根本上是更多地涉及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而不是对付军事威胁，而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妇女有很大关系，因为妇女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提供者，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此外，妇女还具有强调责任、关怀、义务、为他人着想的一套有别于男子的道德语言，这对成为一个献身于公共的、道德的、有责任感的国际公民至关重要。因此，女性主义者认为，在国际领域中，重视女性因素，重视和发挥女性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现实主义所谓的“安全困境”是可以克服的，国际社会的综合安全可以逐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