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之于美国的战略价值在美国战略界一直存在争议，在整个冷战期间，韩国在美国的东亚战略布局中，从来就是一个战略前哨，美韩同盟① 虽然具有某种战略威慑的功能，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随时可以发动的战争机器，其主要功能局限于应对直接的威胁，如朝鲜的威胁，而在应对苏联或中国的战略性威胁时，却只起到作为第一层防线的“绊网”(tripwire)作用。因此一旦东西方关系略有缓和，驻韩美军往往首先被削减。冷战结束后，尤其是在南北缓和后，美韩同盟出现明显变动迹象：一方面美国为增强战略上的灵活性，并更有效地遏制朝鲜威胁，决意单方面改变驻韩美军的人质性质并将其与驻亚太的美军进行全面整合，从而对美韩同盟造成巨大冲击；另一方面韩国依托增大的外交空间，力图以综合安全外交补充对美片面依赖的局面。美韩同盟的性质与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业已展现出诸多的变化特征。 冷战时期的美韩同盟：传统联盟理论的解释 美韩同盟形成的最直接诱因是朝鲜战争，“血盟”之说也由此而来。美韩并非天然盟友，二战结束初期，美国政府内部确实对朝鲜半岛之于美国的战略重要性产生过严重分歧。杜鲁门总统和国务院的官员们从美苏冷战的大格局出发，认为朝鲜半岛“是一个进行思想斗争的战场，而我们在亚洲的整个胜利就决定于这场斗争”。但美国军方人士则坚持认为，“从军事安全利益考虑，美国几乎没有必要在韩国派驻军队、设立军事基地”，“韩国在未来远东的对抗中微不足道，从坏处着眼，它是我们军事上的一个大包袱”②。由于双方意见相持不下，直到1948年8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美国对朝鲜政策的第8号文件才得以出台③，但这一文件所采取的显然是一种折中路线，即：既能早日脱身，又不背弃承诺；既要适时撤军，又要保障“新生政权”的安危。1950年1月，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著名的“西太平洋环形防线”的讲话，朝鲜半岛在美国远东安全格局中显得无足轻重。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给美国的这一政策提出了严重挑战。面对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的胜利，美国切实感受到了朝鲜战争对其全球战略所造成的现实压力，因此不得不重新审视韩国的战略地位并将美韩同盟纳入其整个亚太联盟体系。 从传统联盟理论的角度看，冷战时期的美韩同盟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从联盟的起源上讲，这一同盟完全是基于对付直接的威胁而形成的。这种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朝鲜无时不在的威胁，二是周边共产主义大国的威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学者王传剑将美韩同盟在冷战时期的功能概括为“双重遏制”。然而，这一联盟自成立之初，就有明显的联盟内约束的功能，美国是在韩方承诺不谋求“北进统一”的前提下才同意签署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的，因此，从一开始美国就强调控制韩国的自主行动，以免面临被韩国强行拖下水的联盟困境。美国朝鲜半岛问题专家维克多·车(Victor Cha)将美韩同盟这一功能称之为“共同遏制”(cocontainer)，即美国既将美韩同盟当作遏制共产主义威胁的工具，也将其作为遏制韩国武力统一半岛的雄心的有效手段。李承晚曾试图推翻1953年的停战协议并利用美军达到其武力统一的目标，引起美方的强烈反应，艾森豪威尔甚至考虑撤换李承晚或废弃美韩同盟条约。1968年朝鲜特工人员轰炸青瓦台事件发生后，朴正熙也曾计划采取军事报复行动，引起美方的高度恐慌。约翰逊政府迅速派出特使万斯警告朴正熙，美国不能容忍韩国因为朝鲜未遂的刺杀而采取任何报复性的军事行动。 第二，这一联盟也被纳入美国的整个东亚安全体系之中，使其成为美苏冷战在东北亚的战略前沿，因此，美韩同盟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又不仅仅局限于朝鲜半岛，而是面向整个亚太区域，并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具有突出的地缘战略价值。由于朝鲜半岛是位于亚洲大陆东端的一个“阵地凸角”，连接着东亚边缘外的一连串岛屿，韩国东海和东南部的朝鲜海峡则控制了连接苏联远东基地海参崴和太平洋的重要航道，不但直接维护了日本的安全，同时也控制了苏联部分重要的太平洋战略区域。因此对美国来讲，朝鲜半岛一方面构成了“遏阻苏联扩张政策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也是“维系日本安全最有利的保障”，韩国则在实际上“既是一个前线国家，又是一个集结地域”，成为“遏制共产主义和保卫日本的一个战略前哨”④。 第三，美韩同盟的军事联盟性质非常突出。美国数十年来一直在半岛驻扎一支精锐部队并视之为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局势的“稳定器”，而且驻韩美军一直以重装部队为主体。与美日同盟强调战略威慑不一样，美韩同盟首先是一种军事同盟，而美日之间主要是一种战略同盟。美日军事力量之间的配合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是一个政治禁忌，而美韩同盟却非常强调作战和指挥上的协同与配合。美韩同盟被认为是战后美国的双边军事联盟中有关法律最多、体制最为健全、作战指挥系统也最为完备的同盟。有的学者甚至将韩国与英国一起并称为美国在欧亚大陆两端的两个“核心盟友”⑤。 第四，美韩同盟在动荡中逐渐从单向的控制型同盟向双边互助型同盟方向发展。韩国军队与美国一起参加越战被视为同盟体系由单向关系——美国给韩国军队援助以建立防务能力——转向双边互助体系的转折点。这种转变的另一个具体表现是美韩联合军事指挥部的建立。美韩两国于1982年2月首次举行了代号为“协作精神”的陆海空演习，以考验双方应对突发事件时的合作与部署能力。此外，分摊防务负担也被视为双方向对等关系发展的标志。 第五，韩国对美国的依赖表现了一种明显的双重依赖，这种依赖不仅仅体现在安全和外交领域，还体现于国内政治和经济领域，因此，美韩同盟的不对称性具有彻底性，是一种真正的全面依赖。韩国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和安全，把军事指挥权让给了美国人或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司令部。长期以来，美国对韩国一直扮演着军事保护国、政治领导者和经济施惠者的多种角色，帮助建立了韩国国防力量的基础，保卫了韩国的安全，奠定了韩国经济振兴的基础，甚至还干涉韩国内政，试图促进韩国国内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正是这种全面依赖型的同盟关系，导致韩国方面经常面临巨大的可能被抛弃的联盟困境，并要求美方不时以具体行动对韩国的安全承诺做出保证，而美国也对付出重大代价保护韩国这样一个准前线国家颇有微词，并一直伺机减轻自己所承担的防卫压力。然而，东北亚地区僵硬的冷战格局和朝韩之间螺旋式的军事竞赛又使美国始终脱身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