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6)01-0010-08 按照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说法，国家(nation)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成员共享一种集体的记忆、梦想、态度和价值观，这些记忆、梦想、态度和价值观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通过历史-文化遗传(historical-cultural inheritance)的方式被不断地传承，构成一个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主要内容，并影响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对外行为，特别是一个国家设计和实施其外交政策的风格与方式。在美国政治家和民众中间广泛存在的“美国例外”的思想即属于美国人共享的历史文化传统。它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意识形态”(informal ideology)，深刻地塑造了美国人的自我认知、对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角色的看法，从而影响美国的对外行为与对外政策。本文即尝试通过对美国人的自我形象观，即美国例外思想的研究，从一个侧面来考察美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如何塑造了美国外交的特性，形成美国独特的外交风格。 例外论与美国的自我形象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我形象，这一自我形象是在思考自身的起源、经历并在与其他民族的比较中逐渐形成的。一个国家的自我形象和自我定位深刻地影响这个国家在与其他民族交往过程中的行为方式和行为风格。比如，在当代中国人自我认知中，五千年文明的辉煌和百年历史的屈辱居于核心地位，这一自我形象对中国对外行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体现在对民族复兴的执着追求以及对国家主权和尊严相当敏感的捍卫。学术界大体上公认，美国人自我形象的核心是美国例外的思想(American exceptionalism)。 美国例外论在中国曾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史学家歪曲美国历史和逃避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反动理论，并屡遭批判。中国人也大多是在这一层面来理解例外论的，即把它作为西方(主要是美国)学者提出来的解释美国社会与历史的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其实，美国例外论既是一个学术命题，更是深植于美国政治家和民众思想中的普遍信念。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并优越于其他国家的思想和观念在殖民地时代就已经存在，并逐渐成为美国人自我认知和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认为北美与众不同和优越的思想最初是在与欧洲社会的比较中产生的，在美国建国前的殖民地时代就已经出现。在新英格兰殖民地部分精英看来，他们的独特性首先体现在他们特殊的身份：他们是负有特殊使命的上帝的选民。众所周知，早期到新英格兰的移民是为了追求信仰的纯正而来。新英格兰移民到达北美后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他们只有依赖上帝对他们的佑助。于是他们感到自己是奉上帝的呼召，背井离乡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经受巨大的困苦和磨难。他们与上帝签订了誓约，被上帝拣选出来承担拯救世界的重任。早在1630年，率领清教徒移居马萨诸塞的清教牧师约翰·温思洛普在途中就称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新英格兰应该成为“基督博爱的典范”(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他说：“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在完成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欺骗了上帝，致使上帝不再像今天那样帮助我们，那我们终将成为世人的谈资和笑柄。”[1] (pp.96～97)在清教徒眼里，他们就像圣经中与上帝订约的以色列人一样，负有一种特殊的使命。在殖民地时代，反映美国特殊和例外观念的正是新英格兰人对自己特殊身份的界定。新英格兰人称个人为“现世中的圣徒”(visible sainthood)和“仅存的拯救者(saving remnant)，整个新英格兰则为“选民共同体”(elect nation)。简言之，新英格兰人是被上帝从奴役中解救出来派往“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的被拣选(chosen)的民族。 正如丹尼尔·布尔斯廷所言，约翰·温思洛普等新英格兰领袖对新英格兰人独特身份的阐释“敲定了美国历史的基调”[2] (p.3)，新英格兰人的独特身份成为整个美利坚民族的身份：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是享有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和宗教自由的世界上最自由的民族，在上帝的特别眷顾和委托下，负有一种特殊的使命在美洲建立一个理想国，为世界上受到宗教迫害和政治压迫的人们提供一个避难所(an asylum for the oppressed)。1783年12月约翰·罗杰斯(John Rodgers)牧师在纽约市庆祝独立战争结束的宗教仪式上说：“上帝已经为我们这个民族做了多么伟大的事情！通过我们今天庆祝的这场革命，上帝为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中的被压迫者提供了一个避难所。”[3] (p.55)北美是“世界各地被压迫者的避难所”形象逐渐成为美国人普遍相信的自我形象。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曾说道： 我们美国人是上帝独一无二的选民，我们是现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拥有世界自由的方舟。……上帝已经预定，人类也在期望我们的民族将做出伟大的事情，而且我们的心灵已经感受到了这些伟大的事情。其他民族一定会很快落在我们后面。我们是世界的拓荒者，是先遣队，被派往未知的荒野，在属于我们的新大陆开辟新的道路。我们的力量在于我们是处于青年时期，我们的智慧在于我们的稚嫩。当其他民族的声音还含混不清的时候，我们的声音传向了远方。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怀疑我们自己，怀疑政治上的弥赛亚是否真的已经到来。如果我们宣布他到来的话，实际上他已经来了，那就是我们美国。让我们永远记住，由于我们的出现，在地球的历史上几乎第一次，国家自私的目的成为不可限量的慈善事业，因为我们不仅在对美洲行善，而且要解救整个世界。[4] (p.142) 在新英格兰人的思想中，作为政治上的弥赛亚，美国的使命就是把世界从专制和黑暗中拯救出来。20世纪初著名的共和党参议员艾伯特·J·贝弗里奇(Alber J.Beveridge)称“上帝已经标明美利坚人民是他的选民来领导整个世界走向复兴”[5] (p.372)。因此，不仅新英格兰，而且整个美国就是一个“救世国家”(redeemer nation)和“被上帝选中的民族”(this chosen race)。美国不仅仅是一个避难所，而且还要充当“自由的卫士”(guardian of liberty)。这种“自由的卫士”的形象在美国革命中得到强化，在国家认同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革命神话诠释的美国革命目标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全人类捍卫自由。1837年，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在告别演说中说：“上帝已经把他无限的祝福给予了这块他热爱的土地，并已经选择你们作为自由的卫士，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来保持自由。”[6] (p.1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