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50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5）04—0002—（07） 普京总统连任之后的俄罗斯，其政治、经济体制模式或走向问题，现在仍有各种说法和表达的公式。有人说（主要是西方学者），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苏联—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有人认为，“可控民主”＋“国家主义”＝俄罗斯的未来。有人对此解释说，普京第一任期结束时，特别是2003年12月的杜马选举已确定了国家主义在膨胀和扩充，而自由主义则出现了衰退的趋势。目前，对普京第二个任期推行的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的基本政策，不少人归结为实行“可控的民主”与“可控的市场”。有人把“可控的民主”与“可控的市场”称之为普京的发展道路即俄罗斯社会的发展道路。笔者认为，如果说得简单一点，所谓“可控的民主”，是针对叶利钦时期的无政府主义由此造成的社会无序而言的。如果这种状况不克服，就不可能使政局稳定，建立起必要的社会秩序，经济也不可能得到稳定发展。“可控的市场”（有人指这是普京构建了可调控的市场经济模式），它亦是针对叶利钦时期失去国家调控的无序的与混乱的市场经济而言的。“可控的民主”和“可控的市场”实际上只是在俄罗斯、只是在针对叶利钦时期的情况才具有意义。就“可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苏联围绕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早就争论过，当时就有人不赞成用这个概念，因为任何市场经济都是可以也应该得到调控的。笔者认为，“可控的民主”和“可控的市场”是普京根据俄罗斯的具体情况所推行的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政策。所以，把“可控的民主”和“可控的市场”视为一种政治体制模式与经济体制模式，或视为俄罗斯社会的发展道路，这些提法都尚需斟酌。在笔者看来，普京在第二个任期内，仍将坚持实施以体现俄罗斯思想为指导的治国方略和政策，因此，与第一个任期一样，普京的治国方略或基本政策仍是两条：政治上的集权化与经济上的自由化。 一、政治上的集权化 普京执政以来，为了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强化国家权威，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化呈不断加强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在叶利钦时期存在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腐败盛行，贪污受贿和团伙犯罪已经达到创记录的地步。截止2003年，国家杜马的450名议员当中有93位在选举时正受到刑事调查，其中许多人有前科。俄罗斯官员贪污达400亿美元。全国有1万个犯罪组织，它们从国家和私营企业以及外国企业手中收取“保护费”。16％的警官收受犯罪团伙的钱财；[1] 有组织的经济犯罪日趋严重，据俄内务部透露，有500多个犯罪集团控制着2000家商业企业和700家银行，这些犯罪集团的4500人涉嫌卷入在俄罗斯的洗钱活动；缺乏统一的法律空间；地方主义泛滥，中央对地方严重失控；对恐怖主义束手无策，车臣问题是个典型例子；国家对媒体显得无能为力；逃税的影子经济猖獗；大量资金外流，等等。普京认为，产生这些弊病的根源是国家的软弱无力。因此，普京在政治领域的整治政策是，加强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增强中央的集权。这也是普京每次讲话反复强调国家作用的基本原因。他在2001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讲：巩固国家是战略任务。通过加强所有机构和各级权力机构来巩固国家。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俄罗斯就无法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取得成就。[2](P271) 普京为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提出的方针是，坚持整顿权力机构的秩序，并逐步实现国家现代化。这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完善政治制度；实际改善联邦主体的条件和建立发展俄罗斯的法律保障。 从普京执政4年多的情况来看，在国家权力的整顿与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强化了联邦中央的权威，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对新闻媒体的控制与引导，2001年4月26日俄国家杜马通过了《新闻媒体法修正案》；推进政党制度建设，2001年已通过《政党法》；采取措施排除寡头对政治的干扰；加快司法改革，加强对腐败的打击力度；下决心加快行政机构的改革，目的是消除官僚主义、官员腐败和管理低效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普京在2002年4月18日发表的总统国情咨文中特别强调：执行权力机关的分支机构，仍然是集中的国民经济部门的指挥部，各部还在继续作出努力，使企业和组织在财政与行政方面服从于自己。由于限制经济自由发展的结果，“人们都在用贿赂来克服种种行政障碍。障碍越大，贿赂数额就越大，收受贿赂的人的级别就越高。[2](P607)”普京还透露，在俄电视征询的近50万居民的意见中，有3／4的人控告的是行政管理部门的肆意妄为。 普京在2004年3月15日凌晨当选连任后， 同媒体见面时就强调：“我们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以使任何官员也不能以国家利益为掩饰中饱私囊。对俄罗斯这样一个复杂、处于发展转折关头的国家，没有最高国家权力和管理机关是不可想象的。这将导致混乱，所有的人都将受害。这是不能允许的。”普京连任后，在谈到改革时，一再强调最首要的任务是进行强有力的行政改革，并且很快着手进行，对政府进行大改组。行政改革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从制度上来强化打击官僚腐败与提高管理效益，而且也是为了保证经济稳定发展与经济转轨的顺利推进。十分清楚，任何一项经济转轨政策（哪怕是非常完善的政策）要取得效益，如果遇到行政体制的严重阻碍，那亦是不可能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认识普京执政以来在政治上出现的中央集权化趋势。这种中央集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发展到极权，乃至独裁。这个问题，自2003年俄罗斯逮捕尤科斯石油公司领导人霍多尔科夫斯基之后，对俄罗斯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议论也多了起来。特别要指出的是，在2004年9月13日， 俄罗斯举行了联邦政府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别斯兰人质事件后的反恐问题。普京总统提出的一项重要措施是，修改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最高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由原来的选举产生改为总统提名候选人，再由地区议会选举通过。为此，议会上下两院通过了对《俄联邦主体立法和执行权力机关组织总原则联邦法》和对《俄联邦公民选举权和全民公决权基本保障联邦法》的修改法。普京总统于2004年12月12日签署了上述法案。对此，俄罗斯国内有不少人对此提出批评，说这一改革与反恐毫不相干，而是普京利用恐怖袭击事件达到集权的政治目的。西方认为，这一改革措施是俄罗斯民主的倒退。甚至说，俄罗斯正在向更为传统的政权回归，普京日益斯大林化，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