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区域集团之一，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冷战结束后，东盟对外战略的核心目标是“主导东南亚事务、争当亚太一极、扩大世界影响”，实现东盟由“地区”走向“世界”的战略蓝图。这一对外战略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东盟在本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但是，由于当前东盟的发展还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由于其他大国在本地区的角逐和竞争，东盟还难以顺利实现预定战略目标，东盟的国际地位在近期内还难以得到显著提高。 一、冷战后东盟对外战略的基本框架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和亚太地区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全新的国际环境给东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许多必须正视的挑战。一方面，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地区一体化趋势使东盟的整体利益受到强烈冲击。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发展意味着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更趋频繁，也意味着各国间、各地区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竞争的态势进一步强化。美欧等发达国家相继组建或深化了地区一体化合作，地区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板块化”的发展趋势。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新变化要求东盟必须扩大和深化已有的合作，否则必将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中被抛在后面甚至边缘化。另一方面，冷战后亚太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态势更趋复杂化，使东盟在处理地区事务时面临困难抉择。亚太地区多极化给东盟拓展国际空间提供了历史契机。同时，美国并未放弃亚太地区，企图继续控制和主导亚太地区事务的发展进程；中、日、印、俄等地区力量加强了在本地区的外交活动，各大国间的博弈使大国关系在这一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这一地区的政治走向更为扑朔迷离。 冷战后国际和地区局势的巨大变化促使东盟从大国争夺的夹缝中走到国际政治的前台，也促使其摆脱大国控制、主宰自己命运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欲望大大增强。东盟对外战略目标逐渐清晰，概括地讲，就是“主导东南亚事务、争当亚太一极、扩大世界影响”，从而实现东盟由“地区”走向“世界”的战略蓝图。在这一目标指导下，东盟迅速调整了对外政策。 1.实施“大东盟”战略，增强东盟的整体实力，主导东南亚事务。扩大和深化东南亚地区一体化，是东盟成立之初就定下的战略目标。1984年，东盟接纳文莱作为其第6个成员国。但是， 冷战时期美苏在东南亚地区奉行的扩张政策及由此带来的地区动荡，使东盟难以实现发展目标。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格局的变化为东盟组织的扩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大东盟”战略提上了东盟的议事日程。一方面，东盟加紧扩大成员国数量，增强整体实力。从1995年到1999年，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相继加入东盟，从而实现了东盟由原先的6国增加到10国，并覆盖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构想。另一方面，东盟加紧深化合作与一体化进程。1994年5月，在东盟的主导下，东南亚10国在马尼拉召开非正式会议，正式提出建立东南亚共同体的主张，加强和深化东南亚国家间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为实现东南亚的完全一体化准备条件。2003年第9次东盟首脑会议发表了《东盟协定宣言Ⅱ》（即《巴厘协定Ⅱ》），明确提出在2020年之前把东南亚建设成欧盟模式的共同体，其内涵包括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安全共同体和东盟文化共同体。 “大东盟”战略实施有深刻的政治和安全考虑：一是借此消除东南亚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保持东南亚的长期和平与繁荣；二是通过扩大势力范围，增强整体实力，主导东南亚地区事务。以集团力量为后盾，力争主导东南亚事务，是东盟在冷战后对外战略的中心目标之一，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有助于避免使东盟成为其他大国对外战略的覆盖区或延伸部分，也是东盟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的基础。 2.实施大国平衡外交，创建“东盟地区论坛”，争当亚太一极。然而，在加速形成的亚太多极化格局中，东盟这一极无论是从经济规模、军事实力还是政治影响力而言，都远逊于其他几大力量。因此，东盟在努力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试图通过大国平衡战略和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创立，制衡大国在本地区的外交抱负，凸显自己的地位。 冷战结束后，东盟利用亚太多极化发展的现实，积极开展大国平衡外交。东盟继续发展与美国的军事安全关系，借美国的安全保护伞来抑制中国日益增强的地区作用和日本政治的右翼化，但又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反对克林顿政府提出的“新太平洋共同体”计划，明确表示不赞成美国在本地区谋求霸权的努力；东盟重视同日本开展经济合作，以获取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但同时又对日本加快政治、军事大国化倾向保持必要警惕；东盟注重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联合中国共同反对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地区问题上赞同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但同时又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感到担心，特别在南中国海主权归属问题上对我存在较强的戒心。近年来，东盟还积极发展同印度、俄罗斯的关系，希望借助更多的力量牵制美国、日本和中国在本地区的外交努力。东盟大国平衡战略主要有两个层面：在全球层面，美国是核心要素；在地区层面，日本和中国是关键角色。这种平衡外交在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骑墙战略”（Strategy of hedging），“目的是使经济利益最大化，使安全危险最小化”。① 在大国关系的相互博弈中，东盟意在扮演“平衡手”的角色，使亚太地区各大力量之间相互牵制并保持某种程度的平衡，避免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主宰地区事务，而东盟也可以借此提升自己在亚太地区事务中的地位和发言权。② 除了主要利用双边关系开展大国平衡外交外，东盟还试图通过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制衡大国关系，提升自己在地区政治和安全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冷战结束以来，东盟赖以发挥其国际作用的主要政治和安全机制是以它为核心成立的“东盟外长会议”（AMM）、“东盟外长扩大会议”（PMC）和“东盟地区论坛”（ARF），其中以东盟地区论坛发挥的作用最大。作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东盟地区论坛是亚太地区迄今为止惟一成形的政府间多边安全会议。自1994年召开首届外长会议以来，迄今已举行12届外长会议。参与会议的除了东盟国家外，还包括中、美、日、印、俄、欧盟等多个对话伙伴国。该论坛的宗旨是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即所谓的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就亚太地区政治、安全问题展开建设性对话，在建立信任措施、核不扩散、维持和平、情报共享、海上安全和预防性外交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论坛以“东盟主导、多方参与、大国均衡”为基本方式，以实现大国保证下的合作安全为目标。东盟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东盟地区论坛为名，表明东盟主导论坛发展方向的决心；论坛的议题主要由东盟国家确定，并轮流在东盟国家召开；论坛以东盟的纲领性文件《东南亚和平友好条约》为指导。对东盟而言，论坛的主要意义“不在于成立了一个新的地区安全论坛，而在于论坛可以改变东盟自己的角色。东盟已经成为一个能够将许多过去的敌国以及将来的敌国都召唤到一起的组织中心。”③ 东盟地区论坛极大地强化了东盟的地区角色和地区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东盟已从被大国争取的中间力量发展成为亚太地区的力量中心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