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6）01 —0102—06 自1897年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第一次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通过《巴塞尔纲领》以来，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由于在不同历史时期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内涵和政治诉求的变化，以及围绕犹太复国主义问题所衍生的各派别之间的争衡始终未能停止，因此，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种集政治、经济、文化、种族和社会价值取向等诸要素于一体的持久的社会思潮，它不仅对以色列的国家发展朝向，而且对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都构成了异乎寻常的影响。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同它固有的犹太宗教文化和独特的民族历史存在各种内在联系。本文试图从宗教文化的维度来探讨犹太复国主义不同时期的特征及其发展演变，并由此解读犹太复国主义的变化，以及犹太多数派同以色列阿拉伯人各种互动关系的走向。 一、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文化透视 犹太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一神论和伦理性是传统犹太教的两大基本属性。犹太文化是伴随犹太教而形成的，并打上了极其深刻的宗教烙印，以致于犹太民族的“元典”文化被视为一部完全意义上的宗教学说史。用宗教观念来解释社会文化现象，又以社会文化现象来论证宗教，是犹太文化最显著的特征[1](P2)。 另一方面，单纯从文化的角度看，犹太教又因其独特的民族历史凸显出它同其他宗教文化体系的差异。这种差异具体反映为宗教与民族关系间特有的整合性和融会性。换言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空内，犹太教与犹太民族的历史浑然一体，而犹太教自身蕴含的独特认知使其总是将一切犹太历史与生活予以完全神圣化，犹太教便被转换成一种现世的和实践的文化体系或文化范式，并且否认宗教与世俗之分。 犹太教在犹太文化规范性整合中的主导地位，注定了近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和运动必然围绕犹太宗教思想而引起正负层面的双重反应。可以肯定地说，肇始于19世纪末期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世俗的社会政治思潮，而且也是由世俗犹太政治家发起的，但它的原动力却主要来自于外部，是由正在走向现代化的欧洲社会所孕育的犹太民族主义思想促成的。 诚如著名犹太复国主义史学者沃尔特·拉克（Walter Laqueur）所言：“简言之，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而不是犹太区的产物。”[2](P721) 当犹太复国主义一词出现之日，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内部，就存在各种各样的反对派。归纳起来看，大致可粗略地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坚持以宗教弥赛亚救赎思想为使命的正统派犹太教徒。有关历史上宗教弥赛亚救赎思想对于返乡复国这一民族性渴望的文化定位与整合，这是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无法也不可能规避的重大问题。就犹太人而言，埋藏于他们心灵深处的“锡安主义”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而“锡安”在犹太人看来则是圣城耶路撒冷的同义词，并泛指整个以色列地。“回归锡安”的说法在第一圣殿被毁之后开始出现。第二圣殿被毁后，犹太民族整体性回归锡安的渴望进而成为古代犹太人宗教中的主流趋向之一，并在犹太弥赛亚信仰及末日论思想中得到宗教力量的诠释性支持。故此，锡安的特殊蕴含充分表述了犹太人对故土耶路撒冷的怀念之情，也成了流散的犹太人宗教生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成为犹太遗产的一部分[3](P433)。 犹太人坚信上帝最终会对流散的犹太人负责，如同希伯来先知所预言的那样，上帝通过救世主带领其人民回归到和平、仁爱、充满正义的故土上。而此前犹太人所经受的一切苦难都是上帝的考验与磨炼。这一观念在犹太人心中根深蒂固，并形成一种宗教意义上的民族凝聚力。然而，犹太传统宗教中所许诺的返乡复国等末日救赎却是一种绝对理想意义上的完美救赎的场景，正如刘金忠在他的博士论文《犹太教复国主义研究》所说的“犹太民族将从被其他民族的长久压迫之中解放出来，全体流散的以色列遗民将在没有分割的故土上重聚一起，并按照托拉所有层面上的宗教精神重建犹太生活。同时，这一民族自身救赎也将为世界上的所有民族带来人类整体意义上的完全救赎”。显然，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思潮有别于或背离了正统派犹太教徒所恪守和尊奉的传统的宗教弥赛亚救赎思想，这种以宗教世俗化为前提，以现代民族主义认同为内核的民族自我解放运动，是继启蒙及解放运动之后，对过去几千年历史中犹太传统文化主导地位的最根本性挑战乃至颠覆，因而它遭到正统派犹太教徒的竭力反对与抨击。正统派斥责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放弃了犹太教普世主义和传统的神性救赎定位，是一种世俗的民族主义自救运动。同时它还意味着通过对圣地的物质性移民亵渎以色列地的宗教神圣性。 另一类是主张同化的犹太自由主义派别。自由主义者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完全是一种空想和乌托邦运动。原因在于“西欧犹太人的同化已经走得很远，返回犹太民族主义是不能容许的。而且“根据人们的常识，几十万犹太人移居，其余的人实行文化自治，这不是解决办法。”一些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批评者曾断然指出：“相信西欧犹太人可以不被同化，这种想法是个妄想，即使巴勒斯坦存在一个犹太国也不可能，西方犹太人问题最终将通过同化来解决。”[2](P474)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还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谓的民族复兴与犹太教的目标也是不一致的。按照德国犹太自由主义者的看法，为了达到和保护纯洁一神教在古代也许曾需要一个民族国家，但是一旦达到这一目的，即这些信念为以色列人所接受就不再需要一个领土中心。相反，按照天意，犹太人应该被遣散到各地去做上帝思想无限威力的见证人。促进先知思想在流散地的实现是以色列子孙后代的使命[2](P484)。 英国自由主义犹太教发言人克劳德·蒙蒂菲奥（C.G.Montefiore）在他的《自由主义犹太教和犹太民族主义》一书中更是直截了当地写道：“犹太自由主义者不希望、也不祈求恢复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将重现一个犹太上帝，这是与时代相悖的[2](P485)。 美国犹太教联合会也在其成立声明中宣布：反对在巴勒斯坦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不同意强调种族主义，强调犹太人这个民族以及理论上的无家可归。我们反对这些学说，因为它们有碍巴勒斯坦、美国或其他地方犹太人的幸福[2](P496)。 世界各地的犹太自由主义派别如此强烈地抵制犹太复国主义，从表象上看，是由宗教文化认知和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所致，但透过表象，还有更深层原因。鉴于世界范围内曾数次出现大规模反犹浪潮及其对犹太人带来沉重灾难的历史记忆，尤其是在国际反犹情绪并未消除的情况下，已被同化的犹太自由主义者极度担心和恐怖因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而导致所在国政府和国民对他们的怀疑与疏离，进而危及犹太人自身的地位和权益。这是人们在探讨犹太自由主义者和各派别何以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时不可忽视的一个潜在因素。 尽管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社团内部存在各种类型的反对派，在外部世界依然存留着强大的反犹势力，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者勇敢而又理性地面对来自各方的挑战和压力。那些深受人文主义、启蒙运动及法国大革命血与火洗礼的世俗犹太政治家一方面借助伴随西方民族主义兴起而衍生的“自由”、“平等”、“民主”和“解放”等现代理念，合理地整合容纳不同的犹太思想派别，调和、削弱彼此间的分歧与差异，抑或将传统犹太教中的返乡复国观念赋予时代内涵，并逐渐把多数犹太人统一到“犹太人问题既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也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尽管它有时会表现为这样的或其他的形式，它是一个民族问题”[4](P21)。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命题上，并由此实现了古老的弥赛亚观念的现代复活。另一方面，世俗犹太政治家同样充分利用了外部的反犹主义。他们凭借犹太人屡遭排斥和迫害的事实，不断唤起和强化犹太人悲剧性的历史记忆，激发犹太人的民族凝聚力，最终促使深埋于犹太人心中的重建犹太国的这一沉睡观念得以苏醒，从而将犹太人引入到犹太复国主义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