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探索国家之间和地区范围构筑“自由贸易区”、“经济联合”等新框架的动态十分活跃。2004年7月1日，东盟和中、日、韩各国外长在雅加达会晤时商定，2005年在吉隆坡举行首次东亚峰会，目标是建立东亚共同体。这意味着东亚地区从“10+3”合作机制向“东亚共同体”目标迈进跨出了第一步。这显然是令人鼓舞的新动向。 尽管有人说建立“东亚共同体”是非常重要、紧迫的课题，也有很多人说，这还是一个非常艰难、非常遥远的梦，恐怕需要几十年的时间。然而，正如俗话所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目前已经建立的东盟+中日韩(10+3)首脑会议的基础上，应考虑将设立旨在商讨、推动包括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在内的“东亚共同体”的政府间组织提到日程上来[1]，与此同时，东亚各国、特别是中日两国在外交战略与政策方面，则需要以扎扎实实、脚踏实地的步伐解决好以下3方面的10个关键性问题，或曰“要过十道坎”。 一、中日推进东亚合作的基本立场 首先我们来分析第一方面的问题，这方面将有4道坎需要跨过。 第一道坎：面临欧洲联合进一步扩大和深化、美国拟于2005年底将现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扩大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新形势，在经济规模上可与美国、西欧匹敌的东亚地区（注：据统计和预测，1990年东亚的GDP占世界的19.3％，到2020年将占到世界的25.5％(美国为18.5％，西欧为19.4％)，达到50万亿美元。），东亚各国、特别是中日两国的政治领导人能否使自己的思想紧紧跟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世界性潮流，紧紧跟上冷战后世界体系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在指导思想上真正形成“加强东亚合作是大势所趋”的恳切的共识，对推进东亚地区合作抱有更大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这将成为东亚地区能否尽快改变其在经济一体化方面的落后现状的决定性因素。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人们，东亚各国必须依靠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力量才能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风险，才能促使地区内各国更公平地得益于全球化，才能避免在全球化潮流中被边缘化的危险。也正如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所说：“全球化必须惠及所有国家，使所有国家获利，只有少数国家获利不能叫全球化。”[2] 而从近年来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态势看，再次发生类似1997年金融危机那样的事态并非不可能，尽快建立和完善防止金融危机再次发生的地区机制已是当务之急。 第二道坎：中日两国能否坚持“多边或地区高于双边”的外交原则，一方面不把双边的分歧带入多边或地区的对话中，另一方面加强通过对话来解决各种双边分歧的努力。其内涵应包括中日两国之间能否坚持不懈地努力实现“历史的和解”，注意避免部分民众之间出现的愈演愈烈的民族情绪对立，反对历史翻案主义和历史复仇主义，防止两者形成相互刺激的恶性循环和仇恨连锁。特别是有关国家的政府能否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民族对立情绪走向扩大化、极端化和行动化，停止任何可能导致刺激本国或对方国家的民族对立情绪的政府行为。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东亚各国特别是某些大国的民族主义如果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极易形成为地区安全乃至相关国家内部安全的强腐蚀剂。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成为强硬外交政策的催化剂；随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政府为避免在本国国内被斥为“卖国政府”的政治风险而倾向于在民族情绪压力下对对方采取强硬政策，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对方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从而加剧双方民族主义情绪的相互刺激。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我感到中日关系也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如何避免中日再次走向战争，是我们的责任。”总之，对于东亚地区合作来说，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至为重要。中国走向经济大国、日本走向政治大国势不可挡，两个既是政治大国又是经济大国的邻国同时出现在东北亚是史无前例的，中日两国都要调整心态，为东亚繁荣共求双赢。 第三道坎：中日两国能否真正尊重本地区的多样性，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平等化，承认不管是大国还是中小国家都是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平等的参与者、支持者和受益者，支持中小国家在推动地区合作中发挥“牵头作用”和“居间作用”。所谓“牵头作用”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东亚地区合作对话的倡议往往并非是由本地区的大国、而是由一些中小国家首先提出的，东亚地区合作对话的平台也往往并非是由本地区的大国、而是由一些中小国家首先创建的。比如，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当时，东盟国家认识到，单靠自己的能力难以实现经济的全面发展，于是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10+3”、ARF就是首先由东盟发起的（注：一位日本学者说：“我多年在联合国工作，深感东盟的外交是非常巧妙非常精明的。我们需要看到东盟很会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这也许是小国外交的智慧。”目前东盟已经签署和正在商谈的类似自由贸易协定已经超过了40个。）；不久前，韩国又提出了“东亚首脑会议”倡议，这也很值得关注。所谓“居间作用”就是，在地区或多边合作对话中，有可能通过发挥中小国家的“居间作用”来拉近一些大国之间的距离，比如在东南亚地区，可发挥东盟在中日等国之间的“居间作用”；在东北亚地区，可发挥韩国在中日之间的“居间作用”。在中日之间谈不拢、谈不好的问题，在有东盟加入的场合，在有韩国加入的场合，很多问题就变得可以谈，可以办了。这意味着推进东亚地区或多边合作可使中日有一个共同追求的目标和事业，为发展两国关系构筑了一个超越两国关系的平台，可望成为改善中日政治关系的一个有效的“切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