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建立信任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简称CBMs)起步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经过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和维也纳三次会议最终形成。在今天看来，欧洲CBMs不但促成了东、西欧的和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导致冷战结束的重要因素。本文拟通过回顾欧洲CBMs的发展历程，为亚洲构建CBMs提出建设性意见。 欧洲CBMs的形成 “建立信任措施”这一术语通常应用于军事领域，它的广泛使用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欧洲安全进程密切相关。欧洲安全进程始于欧洲经济共同体9个成员国的倡议，它们从那时起就开始为今天欧盟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合作”做准备，目标是在国际政治中突出“欧洲身份”。 在1972年的多边预备会议中，瑞典等一些中立国提议讨论如何从军事领域缓和国际关系，尤其是“建立信任措施”。该提议最终被会议所采纳。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CSCE)最后文件在赫尔辛基签署，这成为欧洲安全进程第一阶段结束的标志。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包含了如下条款：在随后的会议中对CBMs举行进一步磋商。1983年，在马德里举行的第3届欧安会上，上述条款得到了具体化。1986年和1992年，欧安会先后在斯德哥尔摩和维也纳举行了“建立信任措施会议”和“建立安全措施会议”，分别签署了《斯德哥尔摩文件》和《维也纳文件》。这些文件不仅包含了CBMs条款，而且通过具有强制性的现场核查条款进一步完善了CBMs。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还是在《斯德哥尔摩文件》或《维也纳文件》中，CBMs都只具有政治约束力。 欧洲CBMs实质上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一笔交易。当时，东欧国家普遍非常重视保守本国的军事机密，极不情愿接受任何可能向西欧泄密的安排；但同时，这些国家又急于就边界问题与西欧达成协议。与之相反，西欧国家虽对边界问题没有兴趣，但却很想窥探东欧国家的军事实力，并插手东欧的人权问题。于是，双方最终达成了一笔“以物易物”的交易：西欧国家、加拿大和美国在边界问题上做出让步，而苏联和东欧国家则在人权措施与军事CBMs方面做出让步。 欧洲建立信任是一个漫长过程。在赫尔辛基会议后，西欧与苏联集团之间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互不信任。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美国总统里根提出了“战略防御倡议”。一场(短暂的)军备竞赛使双方关系恶化，两大集团重新意识到协商的必要性。双方成立了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由时任瑞典首相奥拉夫·帕姆(Olof Palme)任主席，来自苏联的格奥尔基耶·阿尔巴托夫(Georgij Arbatov)和美国的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都是其成员。“独立委员会”提出了“共同安全”概念，其基础就是各方都认识到“赢得一场核战争是不可能的”。 这种共识成为欧安会进程取得成功、CBMs被确认为重大步骤的重要前提。在此前若干年中，一些大国在“相互确保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观念的影响下，加强核军备，希望赢得核战争，但最终认识到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在这种情况下，东西欧都需要、而且也期望获得缓解彼此间紧张关系的具体成果。因此，CBMs在当时具有重大象征意义，并极大地加速了东西欧关系的改善。 建立信任措施是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20年进程中最重要的成果。它不仅使东西欧之间建立了相互信任，而且也成为促使苏联解体、两大阵营对峙和冷战结束的重要因素。1992年《维也纳文件》中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具体安排包括：(1)参与各国同意，每年不迟于12月15日就军事力量交换信息；(2)信息交流也适用于主要的武器与装备系统；(3)信息交流也适用于主要武器与装备系统的发展计划；(4)参与国应在每年12月12日报告军备预算；(5)参与国同意就非常规军事活动建立磋商与合作机制；(6)上述磋商与合作机制也适用于危险的军事事故(其补充条款中要求就军事活动举行互访，以消除彼此疑虑)；(7)各国应安排关于参观军用机场以及展示主要武器与装备系统的军事交流活动；(8)各国承诺在举行某些军事活动之前进行通报，安排参观军事活动，并提供年度军事活动的时间表；(9)制定自我约束条款及其遵守、核实、检查和评估规则；(10)参与国同意建立特别沟通网络，建立用于评估计划执行情况的年会制度。《维也纳文件》中的这些条款对欧洲的发展无疑具有深远影响。 对欧洲CBMs的反思 在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和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对其CBMs不断进行反思，总结了许多经验。国际社会对CBMs的兴趣也大为增加。政府管理学者早在1979年就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把CBMs作为一种模式加以推广。其主要理由：一是不安全主要缘于彼此缺乏对方国家军事活动的信息；二是CBMs有助于军控与裁军进程。然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反对欧洲模式的CBMs。它们认为：第一，不同地区的国家对威胁的感受和认识是不同的，欧洲以外地区的安全问题很少源于直接军事冲突或突然袭击，而是来自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如种族、宗教或经济冲突；第二，建立信任措施不应仅限于军事或某个特定领域，应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第三，CBMs的创建应根据各区域的不同情况，并要适用于该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