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西雅图、布拉格、尼斯、热那亚的反全球化示威活动，特别是世界社会论坛(WSF)先后在阿莱格雷港(巴西)和孟买(印度)召开会议之后，所谓的国际抗争运动已经从反思和辩论阶段转向对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抵制和抗争。在世界社会论坛2001年和2002年举行的两届会议上，众多与会者(逾10万人)并没有满足于举行一系列多少有些喧闹的示威活动来反对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倾向以及霸权意识形态。他们更进一步，在街头示威和进行示威的各种场合之外，试图为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在社会和环境方面可持续的世界而探讨可能选择的其他方案。在这个意义上，世界社会论坛2003年的会议，如其组织者所言，可谓一个转折点（注：2003年的政治动员开始之后，人们在5个重要议题上进行了辩论：(1)民主并可持续的发展；(2)原则和价值、人权、多样性和平等；(3)媒体、文化和反霸；(4)政治权力、公民社会和民主；(5)全球民主秩序、反对穷兵黩武与促进和平。）。这次会议，主要是在《原则宪章》(Charter of Principles，2001年表决通过)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实现正义、团结和民主参与这些价值的具体建议。一年之后，这些另类的提议和策略在孟买得到进一步充实，与会者把对战争、宗教原教旨主义、性别或种姓歧视的批判加了进去。 从受到的媒体关注和参加人数上来看，四届世界社会论坛及随后举行的地区会议和主题会议都取得了成功。这要部分归功于反对特定世界秩序——它主张把经济还给市场、把政治还给政府——的全球抗争运动的发展。地区论坛(美国社会论坛、非洲社会论坛、亚洲社会论坛、欧洲社会论坛、泛亚马逊河社会论坛、地中海社会论坛)和主题论坛(关于民主、人权、哥伦比亚的贩毒和战争的论坛，以及阿根廷主题社会论坛、巴勒斯坦主题社会论坛)组建的目的是开辟进行政治辩论的公共空间，并形成非集中的、与不同国家和大陆主体更贴近的政治谈判议程。这些论坛也证明能够把世界社会论坛内部不同的运动连在一起，并且把国家的社会问题和全球体系的经济金融机制联系起来。所以说，这些主题和地区论坛在把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和抗争经济全球化的全球目标进行结合这一方面做得很成功。欧洲社会论坛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原因之一是，在2003年抗议欧洲福利国家解体和英美入侵伊拉克的示威活动中，它使反战和社会运动的结合成为可能。 事实上，世界社会论坛内的主题上和地区上的关联，吸引了各洲媒体更多的关注。但是，关于民主和社会的全球管理怎样才算适合这个问题的讨论，不单是由媒体挑起的，还有其他促成因素，特别是像经济全球化造成的赤裸裸的创伤，新的世界秩序的无聊还有那“清洁”战争，以及冷战末期兴起的新的国际行为体(非政府组织、区域集团、跨国公司、论坛、科学网络和知识共同体)。这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1990年代出现的世界新秩序其中心特征是两个过程的悖论交融：一个是民主化和参与的规划，在这里人们可以发现世界社会论坛运动的某些表达形式；另一个是新自由主义的规划。对于这两个历史过程来说，存在活跃的公民社会都是必要的。然而，它们对公民社会、参与和公民身份的定义完全不同。新自由主义的规划还再次肯定了一种经济优于政治的世界治理形式。这种世界治理形式在像多边贸易谈判之类的场合仍然占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民主参与规划则支持世界体系(包括联合国)的改革，通过改革，使新式行为体的政治组织和参与在国际谈判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要建构一个全球公共民主空间，还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事实上缺少可供世界上各种行为体聚在一起辩论的论坛；由于9·11恐怖袭击和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政府间危机和多边危机更加突出；由于反全球化和另类全球化运动中存在不同的主张和行为体；由于国家民主的政治发展水平全然不同；由于一些非政府组织更倾向于和国际机构及大公司建立直接联系；由于许多社团和非政府组织缺乏合法性；最后，是由于一些抗议团体采取暴力举动。前面提到的两个过程的悖论交融也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它使新老国际行为体在激化(radicalisation)和加深世界体系改革方面的战略变得模糊难辨。例如：公民社会中的哪些成员应该参加国际谈判？谁说了算？ 世界旧秩序、冷战时代的两极刚性和可预测性、1990年代开始向仍未成型的新秩序的过渡，都是当下国际关系的特征所在。即将出现什么冲突？哪些行为体是相关的？其意图何在？它们的组织和行为方式如何？针对抗议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运动，国家都采取了哪些制度性的强制措施？哪些制度、机构、国家间协议和/或共同体协议被用于监测、控制和/或镇压这些运动？这些问题对于理解当前的国际关系至关重要。但是，本文并不打算对此给出明确答案。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把研究议程上的这些问题组织起来。为此，我们把文章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介绍我们的假设所依据的理论思考，然后，在第二、三、四部分，将现在的每个研究假设加以展开。 理论思考简述 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全球化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兴起，与一些概念的产生形成呼应——如雷蒙·阿隆的“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Villa,1999,p.22)。阿隆的定义(包括国家间系统，还有一个经济系统、跨国运动、国际制度和社会)和“古典现实主义”不同，它认识到了国际政治中非国家行为体的存在及其影响(Castro,2001)。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排他性垄断地位之所以终结，原因有很多，并且相依并存。例如，作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之结果的强大的多国公司的兴起、变化了的资本主义金融积累机制、国际和多边机构的创建、经济和团体壁垒的形成、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活跃于国际舞台的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以及最近反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国际抗议运动的产生和组织。 根据太罗的观点，全球化是以两个并行的进程为支撑的：一个是通过跨国的行为体、网络和机构的出现而形成的政治国际化，一个是由于国际贸易、媒体和金融一体化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而造成的经济一体化(Tarrow,2002)。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本身有利于国际抗争的表达，因为它为反全球化/另类全球化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机会结构和有益的环境。社会运动和抗议组织(包括各种各样的群体，如不同大陆的工会，拉美的农村和土著妇女团体，大赦国际，资助公民资金转移税收联合会[ATTAC]，土地母亲〔Madre Tierra〕，自由软件运动，巴西、非洲和孟加拉国的无地农民运动，争取发展阿拉伯非政府组织网络，拉丁美洲的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CLASCO]，巴西的劳工统一中心[CUT]及社会和经济分析研究所[IBASE]，绿色和平，聚焦南半球[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印度的纳马达[Narmada]，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和报刊)，每逢策划和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多边机构发起大型会议时，就会聚集在一起示威(Ayres,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