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总理易卜拉欣·贾法里率领庞大代表团于2005年7月16日访问伊朗，这是两伊改善关系里程碑式的外交行动。其主要目的在于实现两国“安全合作”，结束“安全困境”的历史厄运，这也显示出伊拉克过渡政府的外交风格转型和国家政策重塑。 两伊“敌对关系”的形成 海湾地区一向被视为安全困境最突出的地区，这种看法强调了海湾各国实现相互安全的困难。特别是两伊关系一直被认为是安全困境的典范。历史上两国大多数时间处于周期性敌对的战争态势，在经历了8年两伊战争以后更是如此。两国敌对关系的形成，有下列诸方面的因素。 (一)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矛盾认同是两伊敌对关系的思想根源 埃及学者萨阿德·埃丁·伊卜拉辛在《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冲突与建国》一文中指出，“在纯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看来，文化和语言是国家、社会和公民资格的政治认同支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一种世俗的意识形态。因此，所有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继承阿拉伯文化传统、并自认为是阿拉伯人的人都是‘阿拉伯民族’的正式成员，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而不论在宗教、种族或教派的归属上有何不同”。而伊斯兰主义者则从信仰的角度来界定群体的认同归属。“阿拉伯世界中两种不同的认同范式按各自对政治共同体的定义，排斥那些恰恰为另一种认同范式所包容的民族群体。”（注：[埃及]萨阿德·埃丁·伊卜拉辛：《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冲突与建国》，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2年第2期，第79页。） 在这里作者已经触及阿拉伯国家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对立关系命题。 二者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认同挑战：(1)以超民族、超地域、超国家的伊斯兰教共同信仰为基础的“乌玛”(宗教社团)认同挑战以语言、地域、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民族认同；(2)以“认主独一”为基本理念的真主主权认同挑战以民族国家为体认的国家主权认同；(3)在政治实践中，以世俗化为特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理念挑战伊斯兰化。伊拉克所推行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伊朗的伊斯兰神权纲领背道而驰。激进伊斯兰神权势力与复兴党世俗民族主义输出和抵制伊斯兰革命的矛盾与教派矛盾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诱发和影响两伊长期敌对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历史遗留问题有效处理机制的缺失是两伊“敌对关系”的历史远因 1.阿拉伯河主权之争的归属困境。两伊在阿拉伯河归属问题上的矛盾，可以追寻到奥斯曼时代。它们为争夺阿拉伯河进行了上百年的竞争，最终解决的方式是在1847年5月31日签订了划分两国边界的《埃尔祖鲁姆协定》(Erzerum)。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奥斯曼帝国成为“碎片化”国家。哈希姆王朝统治下的伊拉克继承了阿拉伯河的主权，但是伊朗宣布奥斯曼时期的条约无效。（注：See Majid Khadduri,Socialist Iraq:Astudy in Iraqi politics since 1968,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Washington,D.C,1978,p.148.） 此后，两国在界河的划分问题上引起了一系列纠纷，阿拉伯河的归属困境成为两伊处于敌对态势的历史远因。 2.对历史制度性条约的矛盾认同。条约具有主权国家签订的具有合法性认同的制度性特征，其在国际体系中产生效力的最大保障就是各方的遵守。但是两伊在对历史条约进行解读时，只是按照本国的利益得失进行矛盾性认同和界定。1937年7月4日，两伊签署了解决阿拉伯河问题的《萨达巴德条约》，规定两国的边界沿着阿拉伯河左岸划分，但是阿巴丹处除外，这里沿着河底最深谷底线或中间水道划线。（注：See Majid Khadduri,Independent Iraq,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p.327.） 当时，这一条约得到了伊拉克和伊朗的同意，并有英国和俄罗斯的外部保证。1969年复兴党上台后，伊朗拒绝承认《萨达巴德条约》，理由是伊拉克多年来单方面违规。因为多年来，伊拉克都是自己收取河流过运费，而没有根据1937年条约给伊朗应得的份额。（注：See Phebe Marr,The Modern History of Iraq,second edition,westview press,2004,p.147.） 1980年9月17日，伊拉克单方面废除1975年3月6日与伊朗签订的关于确定两国边界的《阿尔及尔协议》，开始了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对于条约的执行，双方没有建立有效的处理机制。这势必给双方带来在安全问题上的不安，只能加强军备，诉诸战争威胁，直至发动战争。 3.伊拉克复兴党激进的泛阿拉伯主义外交理念和大国干涉，是两伊“敌对关系”的现实动因与外部因素。在复兴社会主义理论中，泛阿拉伯主义是复兴社会主义理论的主体精神和基本理念。其实质内容包括3个层面，第一，民族高于国家，这是其理论基石；第二，复兴阿拉伯，这是其重要内涵；第三，阿拉伯统一，这是其核心观点。尽管在中东历史上，泛阿拉伯主义的实践大都以失败而告终。泛阿拉伯主义主要作为政策制定者的工具，而不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影响却很久远。正如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所指出，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泛阿拉伯主义曾是而且至今仍是服务于两个国家的地区性霸权的要求。（注：参见李绍先等著：《一脉相承阿拉伯人》，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126页。） 伊拉克的泛阿拉伯主义在同伊朗的关系中得到突出体现。在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后，伊拉克似乎已成为中东地区最有希望的国家。萨达姆曾声称要遏制霍梅尼输出“伊斯兰革命”，保卫阿拉伯民族的东大门，保护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安全。这一呼吁得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全力支持，他也因此一度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