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新帝国”论（注：关于该论调的名称，有“新帝国”、“新帝国主义”、“美利坚帝国”等多种说法，为方便起见，本论文中统一由“新帝国”论一词来描述，因为普遍认为它们属于同一概念。本文不涉及名称的合理性，只关注其内容和政策主张。而且除特别说明之外，文章中的“新帝国”论都是指的美国版“新帝国”论。）频频见诸媒体报端，在学术界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围绕着这一主题的争论一直在持续。“新帝国”论不仅是一种政治思潮，也是一种政策主张，并以此来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但和现实中的美国政治并不一样。反思“新帝国”论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不难发现，它和美国自身以及世界的现实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尤其表现在其权力危机和安全悖论两方面。 一、“新帝国”论的产生及各阶段内涵 “新帝国”论并非一个全新的话题，早在冷战即将结束的1991年1月30日，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并宣称美国将承担起这项任务的领导职责。当时英国前首相希恩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指出：“布什总统想把他选择的秩序强加于世界，那就是一种新帝国主义。”（注：“美国的‘世界新秩序’是一种新帝国主义”，新华社伦敦1991年2月3日电，转引自张晓慧：“新帝国主义论”，载《国际信息资料》2003年第4期。）1996年1月2日，《纽约时报》刊载题为“美利坚第三帝国”的文章，提出自19世纪以来，美国曾出现过三个帝国时期，美利坚第一帝国形成于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1945-1989年的美利坚第二帝国则以西欧和亚洲为中心，冷战结束数年之后，美国又要建立第三个帝国。（注：1996年1月2日《纽约时报》文章“美利坚第三帝国”，转引自阮宗泽：“‘新帝国论’与美国‘整合外交’”，载《美国研究》2002年第3期。）可见，“新帝国”论早已在某些西方人头脑中萦绕，只是没有进入主流话语，而“9.11”事件则让这一论调如美国的野心般迅速膨胀。 “9.11”事件后，“新帝国”论的兴起普遍认为源于英国的资深外交家、布莱尔政府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珀，而非美国学者。“9.11”事件后出版的文集“世界秩序的重组：“9.11”事件的长期影响”中，库珀以个人身份撰写了一篇关于“后现代国家”的文章，之后2002年4月7日的英国《观察家报》第27版刊登了该文的摘要，题为《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论述冷战后人类重组新帝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库珀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类：一是后现代国家，以欧盟为代表；二是前现代国家，即“失败国家”，如索马里和最近的阿富汗；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现代国家”，如印度和中国等。库珀认为，后现代国家没有内部安全危机，却受到前现代国家的挑战，因此要习惯于双重标准：对内继续以法律和共同防卫为基础，但如果面对的是“失败国家”，那就需要用19世纪的粗暴方式，即武力、先发制人及欺诈等。后现代帝国主义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自愿的全球经济帝国主义，另一种是近邻帝国主义，而欧盟东扩则是以上两种形式的结合。（注：罗伯特·库珀著，李英桃编译：“新自由帝国主义”，载《国际论坛》2002年第5期。）库珀式“新帝国主义”影响很大，但它和美国的“新帝国主义”是不同的，它体现的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复归。在库珀看来，美国还处于现代国家向后现代国家过渡中，“美国是个更不确定的例子，因为尚不确定美国政府或国会是否会像目前欧洲多数国家所做的那样承认相互依赖的必要性或可取之处，抑或接受公开性、相互监督和相互干预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注：罗伯特·库珀著，李英桃编译：“新自由帝国主义”，载《国际论坛》2002年第5期。）库珀的帝国主义是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一种依靠自愿原则、旨在带来秩序和组织的“自由帝国主义”。 之后，库珀的论调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争论中受到欢迎并被异化为美式“新帝国”论。许多学者撰文为“新帝国”论摇旗呐喊，有人认为美国“不得不”实施“新帝国主义”(马拉比)，有人认为美国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帝国”，美国著名记者罗伯特·卡普兰在其著作《战士政治》一书中大肆鼓吹帝国主义，“不管你喜欢与否，我们已经是美利坚帝国了”。（注：俞林：“看破帝国的喧嚣——为‘新帝国主义’理论号脉”，载《国际论坛》总第443期。）连十多年前曾警告说帝国主义扩张将导致美国走向衰亡的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地认为美国具备空前实力，这有助于美国以绝对优势建立21世纪的“新帝国”。但也有以约瑟夫·奈为代表的学者持批评态度，认为这种霸权论调将严重损害美国的权力和利益。 总的看来，美国“新帝国”论鼓吹者无不认为美国拥有空前的超强实力，而美国要利用这一无与伦比的实力优势，抓住“9.11”事件这一契机，反恐谋霸，追求绝对霸权和绝对安全，以“权治”代替“法治”，置国际机制与国际道义于不顾，用强权胁迫、干涉甚至侵略其他弱小国家，用美国的价值观改造这些国家，因而又被称为“价值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立一种全新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对“新帝国”论的鼓吹和批评构成了继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结束以来又一次外交政策与战略大辩论。 二、权力危机：对硬权力运用的不均衡与对软权力的忽视 在权力的运用上，“新帝国”论主张以军事力量为主要手段的打击方式，要以各种可利用的手段，尤其是军事力量来扩展民主，以美国的超强实力来维持单极世界，实现自己的“美利坚帝国”梦；在“新帝国”论眼中，国际道义没有任何价值，盟国以及诸如联合国之类的国际机制只是美国依情势而定是否加以利用的工具，美国的实力而非多边机制才是维持国际秩序的手段；实力，确切的说是军事实力决定一切，帝国体系内的结构完全由各国的实力决定。 在此，我们可以援用约瑟夫·奈的有关硬权力和软权力的说法来对“新帝国”论的权力观加以剖析。在约瑟夫·奈看来，硬权力指的是以资源、人口、领土、军事、经济为主的物质权力，是一国总实力的基础和核心。“硬权力依靠劝诱(胡萝卜)加威胁(大棒)”（注：约瑟夫·奈：“处于十字路口的美国巨人”，载胡鞍钢、门洪华主编：《解读美国大战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是通过军事或经济制裁、利诱的方式强迫起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帝国”论强调的权力其实只是以军事实力为主的硬权力。毫无疑问，美国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硬权力，用《经济学家》杂志的话说，“美国像一个巨人雄踞于世界之上，它控制着世界的经济、商业和通讯，它的经济发展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它的军事力量无敌于天下。”（注：" America' s World" ,The Economist,October 23,1999,p.15.转引自约瑟夫·奈著，郑志国等译：《美国霸权的困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章，第1页。）然而光有实力是不够的，关键是如何看待和运用实力。约瑟夫·奈的实力“三层棋局”论对此作了很好的注解。他认为，“国家间的权力分配状况类似于一个复杂的三层棋局。在上面的棋盘上，军事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单极的，……但是在中间的棋盘上，经济力量是多极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这个经济棋盘上，美国不是霸主，它必须经常以平等的身份与欧洲讨价还价。这已经导致一些观察家把它称作单极-多极世界。……在最下面的棋盘上是超越政府控制界限的各种跨国领域。……在这个最下层的棋盘上，实力是广泛分散的，谈论单极化、多极化或霸权都是毫无意义的。”（注：约瑟夫·奈：“处于十字路口的美国巨人”，第53-55页。）这一形象的描述囊括了硬权力的各种主要领域和层次，特别体现了各领域和层次的均衡和联系。约瑟夫·奈警告说，“当你身处这个三层棋局时，如果你只把注意力放在国家之间的军事棋盘上，而忽略了其他棋盘和各棋盘间的纵向联系，你就会输掉这盘棋。”（注：约瑟夫·奈：“处于十字路口的美国巨人”，第55页。）这句话正中美国“新帝国”论的要害，其过于重视军事实力和武力扩张的主张必然会使美国走向过度扩张的道路，其对美国硬权力运用的不均衡将适得其反，巨大的优势也最终会因成本过高而转化为难以摆脱的负担，这些将注定美国“新帝国”论的“输棋”结局，而伊拉克战争的难以抽身还只是梦魇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