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轰然解体宣告持续了近50年的冷战结束。这一重大事件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深远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原苏联废墟上催生了幅员广大的“后苏联空间”。由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差异，中亚地区成为这一巨大板块中完成现代国家进程最艰难的部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五国从不得不脱离苏联原体的那一天起，在政权建设、经济自立、安全保障等国家进程的重要领域都面临着严重危机。虽然它们获得了以独立主权身份加入国际社会的资格，但是独特的地缘政治条件制约下的先天不足一时无法弥补，而在不断深化和加强的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中亚各国与世界主流发展方向的差距越来越大，甚至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这些必须解决、却很难彻底解决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担忧。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模式，这一问题不仅考验着独立初期的中亚各国领导人，同样也是独立10多年后的中亚国家必须继续认真考量的课题。而在巩固国家独立和促进地区发展的长期探索中，参与或结成多形式、多领域、多成分的区域合作，已成为中亚各国不约而同的摆脱窘境的主要途径。不同目的、不同层次、不同背景的区域合作组织在中亚地区层出不穷，并成为这一地区冷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一大特色。其中，逐渐走向成熟的上海合作组织正以其不断体现出的生命力、影响力、凝聚力而越来越引人注目。 一、独立初期国家能力的缺失 近代中亚各主体民族国家化的历史进程，是在强大的外力参与下以非自然方式完成的(或者说开始的)。在俄罗斯沙皇势力扩张到中亚地区前的漫长历史中，尽管在以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为中心的广大河中地区，曾经出现过无数当地民族建立的地区性政权(如塔希尔王朝、萨法尔王朝、萨曼王朝等)和一些外来民族建立的跨地区性政权(如西突厥汗国、阿拉伯王朝、喀喇汗王朝、花剌子模王朝、察合台汗国、帖木儿帝国等)，但是由于中亚居民游牧生活、生产方式的流动性特点对社会政治制度构建带来的局限性和地区外强大征服者的不断影响，这些政权或受制于地缘条件而不能充分发展成为近代国家的雏形，或在强大外力作用下使中亚各主体民族的国家化进程难以善始善终。1782年，沙俄政府在修建了奥伦堡堡垒线和册封哈萨克小玉兹努拉里汗基础上，颁布了在哈萨克小玉兹地区“建立秩序”的命令，这标志着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影响力正式进入中亚地区。到一个世纪后的1882年，沙皇俄国在阿什哈巴德建立了外里海州，直接隶属于高加索总督区。这时俄罗斯不仅已将政治文化影响力扩大到整个中亚地区，而且已通过建立作为沙俄政府正式的州、总督区等行政区划，将大部分中亚地区置于沙俄政府的管辖之下。（注：马大正、冯锡时：《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6、181页。）1899年，原属于高加索总督区的外里海州划归了突厥斯坦总督区。这时，在主要统辖中亚地区的突厥斯坦总督区下面就拥有了5个州级建制：锡尔河州、七河州、撒马尔罕州、费尔干纳州、外里海州，至此形成了基本覆盖整个中亚地区的行政管理网络。（注：孟楠：《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为了巩固在中亚地区已取得的扩张成果，沙俄行政当局在这里采取了军政合一的管理措施。俄罗斯由沙皇任命的突厥斯坦总督既是本区最高行政长官，同时又兼任着突厥斯坦军区司令，而且在沙皇授权下还负有与周边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职责。尽管到1917年爆发十月革命前夕的中亚还保留着相对独立的希瓦汗国和布哈拉艾米尔政权，但实际上中亚本地民族的自主国家发展进程早已停滞。1922年底，第一次全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大会召开，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联邦首批加入苏联。随后，中亚地区也开始了为准备加入苏联的民族划界。直到1936年，中亚地区的几个行政主体几经调整，最终以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五个主体民族共和国形式正式加入了苏联。 不论沙皇俄国时期的总督区、州，还是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中亚地区的各行政主体实际上都是在中央政权的直接控制下的次一级地方权力中心，不仅不具备包括独立司法权、军事权、外交权等在内的基本国家职能，而且，沙俄和苏联当权者为了有效的政治统治和降低管理成本，对中亚地区的行政制度安排和经济发展布局自然不会考虑其日后独立国家功能的需要。的确，地处欧亚大陆交通最闭塞位置的中亚地区在并入俄罗斯和加入苏联后，处于相对原始状态的各民族农牧业社会受惠于欧洲工业文明(尽管是经过改良的)的影响，以及冷战时期曾经成为有能力与西方霸权抗衡的超级大国有机组成部分的历史，都使中亚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出现了革命性变化。但也恰恰是在这种强大的外力影响下，中亚各主体民族自主的国家化进程停滞了两个多世纪。冷战结束后，中亚五国作为从长期分工细密并高效运转的一部庞大权力机器上散落下来的几个部件，在历史不给予丝毫缓冲机会的前提下，必须独立自主地面对纷繁复杂的地区形势和快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其面临的挑战之严峻、困难之艰巨不言而喻。 首先，不完备的国家安全保障能力使新获得的主权与独立面临外部威胁。苏联时期的中亚各国都不拥有自己的军队，按照苏联宪法，在中亚境内的军队均由联盟中央统一调动指挥。然而，独立之初的地区形势极不平静。据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回忆，“阿富汗境内的战争超过了边界，同塔吉克斯坦的国内冲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距哈萨克斯坦近在咫尺。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边境，因水源和土地发生了几次冲突。格鲁吉亚爆发了战争，外高加索的事件严重地干扰了我们。同中国的边境问题，对我们来说，成了沉重的遗产”（注：[哈]纳扎尔巴耶夫著，陆兵等译：《站在21世纪门槛上——总统手记》，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其次，断裂后的国民经济骤然跌入谷底。苏联解体使中亚各国国民经济体系受到破坏性影响，1991-1996年，中亚各国所有经济发展指标平均下降幅度在16％-50％之间，科研和设计潜力下降了75％-80％。（注：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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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алютный Фактор в зкономическойинтеграции стран СНГ//《Вопросы зкономики》，2003，№2，с.68.）苏联解体给中亚各国经济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原作为一个共同国民经济体系里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最不强大、最不发达、最不具有自主性的组成部分)，一旦从统一的国家经济运转链条上脱落下来，中亚各国经济多年依附于苏联经济而形成的共生性和单一性，在相当长时期内是难以改变和摆脱的。例如，乌兹别克斯坦的籽棉生产在苏联解体后不得不压低产量，人为减产近100万吨。尽管其2004年籽棉产量达到354万吨，并计划于2005年达到360万吨，但仍然与独立前的生产能力有差距。而在原苏联统一经济空间下形成的资源分配原则和基础设施格局，如矿产、水源、道路交通、油气管线等，在各国独立后如何公平配置与合理使用，也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