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盟区域认同的社会建构

      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区域认同逐渐成为摆在国际关系学者面前一项新的研究课题。区域认同的形成和发展是当今一种新的跨国现象，可能对国际体系产生重要影响。这在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体现得尤为明显。根据欧盟权威机构的社会调查结果，欧盟民众对于欧盟的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正在不断增强，这已经成为了推动欧洲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社会基础。此外在其他开展区域化合作的地区，认同作为一个重要问题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上述这些现象的出现需要国际关系学者用新的理论和视角来进行解释和分析。

      我们看到，国际关系学者强调认同的建构性为区域认同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承认认同的建构性对区域认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上，本文指出认同的建构不是随意的、纯粹工具性的，我们同样应该重视区域认同建构中的条件性。

      一、关于认同的建构性

      认同(identity,也常常翻译成身份)常常被定义为建立在共同体成员共同特性(同一性)基础上，区别于他者的共有形象以及成员由此产生的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它属于一种社会观念性质的概念。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中，认同这个概念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根据本体论的不同，把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两大类。物质主义认为社会的最根本事实是物质力量的本质和组织，并断言在国际关系中非物质力量的作用是次要的；而理念主义认为社会的最基本事实是社会意识的本质和结构，物质力量是次要的，物质力量只有在被建构为对行为体有着特定意义的时候才是重要的。理念主义社会理论包含了一个最基本假设：社会的深层结构是由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构成的[1] (pp.27～29)。温特把新现实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都划入物质主义的阵营，批评现实主义不重视认同、规范、文化等社会观念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罗伯特·吉尔平则认为建构主义者把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关于观念、意识形态和建构的作用的观点区分得太过分了。他指出从修昔底德开始的经典现实主义一直强调观念和身份(认同)地位在政治事务中的作用。他说，按照建构主义者的看法，现实主义者忽视了社会身份(认同)的重要性，仅仅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物质利益和权力追求上。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批评是站得住脚的。一般而言，现实主义者的确主要强调“利益”而不是“身份”。但是许多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者认识到身份(例如国内政治体制的性质)在国家行为中的重要性。政治的和经济的身份或观念对国家行为产生强烈的影响。他指出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凯南和摩根索都曾经从国家身份的角度对国家的行为进行了解释[2] (pp.18～20)。

      按照吉尔平的说法，认同研究并非建构主义的专利，它早就已经被包括在现实主义研究范围之内。由此一个疑问就摆在我们面前，既然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在认同研究上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使用认同这个概念，那么学者们在认同问题上的不同点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从更广泛的社会科学关于认同的讨论中寻找答案。约瑟夫·拉彼德是较早注意到冷战后认同概念回归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之一。在《文化之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回归和启程》中他提到：“对多样性的理解和普遍深入的建构主题是支配当前社会理论中重新思考文化和认同的两个主要主题。”[3] (p.9)“多样性”和“社会建构”的联合主题对占统治地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提出了疑问，而稳定性和连续性至今一直都在描述着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比较而言，现在对集体认同的学术分析中，存在着两个相互矛盾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认同是本质的、基本的、整体的并保持不变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认同是通过历史上的行为建构并改造的。”[3] (p.10)

      在民族主义研究中，关于民族认同的形成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民族认同是某种自然的、原生性的东西，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民族认同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的建构。前者被称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或原生主义(primordialist)，而后者则被贴上了建构主义(这和前面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不同)的标签[4] (p.142)。例如研究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就持一种本质主义的立场。他认为民族认同主要来自于一种文化原料——族裔核心。它是通过一些共有的象征符号、语言、神话和历史形成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不容易改变（注：可参看Anthony D.Smith,"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idea of European un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8,1992; Anthony Smith,National Identity,London:Penguin,1991；安东尼·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而现在大多数的学者如霍布斯鲍姆、泽本(Therborn)等都指出，民族和民族认同是历史性发展的社会建构。像其他集体认同一样，民族认同有它们的建筑师、企业家和建造者。它们由人民、知识分子的努力和国家的政治意愿所创造，是精英分子发动的一项计划工程。民族认同并非像本质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再发现”，而是人类的一种发明[5] (pp.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