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东欧发生剧变之后到北约实施的第一轮东扩之前，苏联和俄罗斯政府都曾力图使原东欧（注：苏联解体前，西方学术界通常将该地区称为“东欧”(The East Europe)，与我国学术界的概念相一致。此后，他们开始将原东欧地区称为“中东欧”(The East-Central Europe)，以区别位于欧洲最东部新出现的独联体国家，因本文论述问题的时段是在1992年以前，故仍用东欧这一地理概念。）地区中立化以及扩大欧安会的安全功能，以确保华约解体后本国的西部安全和重建平衡的全欧安全结构，但这些努力均遭失败。从1994年1月北约启动和平伙伴计划到2004年3月，10年之内北约已实施了两轮东扩，从而对华约解体遗留下的欧洲安全格局进行了根本性的颠覆，其影响范围绝不仅局限于欧洲大陆，而且其进一步东进的步伐难以遏止。回顾和分析1985～1991年间苏联、美国和有关东欧国家间的政策取向和政策碰撞，能够清楚地把握冷战结束后对国际安全事务产生现实和深远影响的北约东扩的历史由来。 一 1985～1991年苏联和美国对东欧的政策 1985年3月开始掌管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的对东欧政策实际上成了东欧剧变的催化剂。在苏联国内推进改革的同时，他也希望东欧国家同样进行这种改革，以此来振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并在此基础上重建阵营内部的关系。 虽然赫鲁晓夫也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党平等，各党有权独立处理自己内部事务，但苏联对1956年的波匈事件的立场和处理方式，说明赫鲁晓夫很难摆脱以往的政策惯性。1968年8月苏联出兵布拉格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内部改革的行动和政策被西方定义为勃列日涅夫主义。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东欧政策的改革远远超过了其前任，它不仅在理论和实际政策上彻底放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还主动劝说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国内改革。这一切最终导致东欧发生剧变，两个德国统一，苏联军队撤出东欧，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解体，美国和北约的影响力全面进入东欧，东欧国家纷纷要求加入北约。 西方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明确地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时间应该是在1987年11月。他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讲话中清楚地表达了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调整，而不太可能更早（注：G.R.Chafetz,Gorbachev,Reform,and the Brezhnev Doctrine,Soviet Policy Toward Eastern Europe,1985～1990,London,1993,p.73.）。他们还认为：“在1987年年末和1988年年初，新的对东欧政策的基本原则——戈尔巴乔夫主义——开始出现，就其核心内容而言，这个主义反映了将改革和新思维的原则拓展到苏联与东欧盟国关系中的一种努力”（注：Edited by A.G.Bochkarev and D.L.Mansfield,The US and the USSR in a Changing World,Soviet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an Francisco,1992,p.246.）。1987年4月在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访问中，戈尔巴乔夫对这个问题还含糊其辞：“我们诚恳地相信，没有每一个党和国家对不仅是自己的利益而且还有对共同利益的关心，没有对朋友和盟友的尊重态度和对他们利益的强制性的考虑，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注：ТАСС новость，Митинг чехославацко-советской дружбы，Речь М.Горбачева，《ПРАВДА》，11 апреля 1987.）。而在1987年十月革命70周年庆祝会上戈氏的讲话则明确阐述了阵营内部关系的新原则：(1)各党无条件的和全面的平等；(2)各执政党对自己国家的事务负责；(3)关注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4)在自愿的和不同领域的合作中相互尊重；(5)所有国家严格地遵守和平共处的原则（注：Речь М.Горбачева，《ПРАВДА》，5 ноября 1987г.）。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这些新原则是基于他的这样一些思想，因为“不存在可以被所有国家效仿的社会主义样板”，各国共产党必须不受外部干涉地通过改革来寻找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才能发展自己，从而壮大整个阵营的力量。当时的苏联科学院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研究所所长也认为，戈尔巴乔夫调整东欧政策的重要原因在于，像在苏联一样，他希望东欧国家通过根本性的政治改革来取得经济发展的成就，增强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注：О.Богомолов：Мир социализма на пути перестройки，《КОММУНИСТ》，No.16，1987.）。 在东欧最早出现的波兰团结工会对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挑战中，苏联严格执行了上述不干涉内政的原则。1989年6月，团结工会在波兰议会上院的选举中取得了100个席位中的99个，苏联的舆论平静地报道了这次华沙条约成员国中这一首次重大的政治变动。 随后在1989年8月举行了团结工会与执政的共产党关于组成联合政府的谈判。8月22日，戈尔巴乔夫在电话会议中劝说波兰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拉科夫斯基执行民族和解的路线，随后又默认了团结工会领导的波兰新政府（注：R.L.Garthoff,The Great Transition,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Washington,1994.p.398～399.）。同时，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党，将国家名字由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改为匈牙利共和国也没有引起苏联方面的任何反对意见。更为重要的是，民主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昂纳克面对群众的抗议游行准备采取武力镇压时，该党的政治局将其罢免，党的新领导人克伦茨在与戈尔巴乔夫协商之后于1989年11月9日开放了柏林墙。同日，保加利亚共产党撤换了总书记日夫科夫，苏联也没有干预。一周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罢免了领导人亚克什，罗马尼亚的政府反对派采取流血手段推翻齐奥塞斯库政权，对这一切苏联政府也未加干涉。 根据西方的统计，当时苏联在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军队仍然有56.5万人（注：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The Military Balance 1988～1989.London,1988,p.40～41.），也就是说，苏联仍然有能力以较小的经济代价进行武力干预，而苏联却未动一兵一卒。其原因在于，其一，苏美关系的缓和对苏联减轻国际压力至关重要，而苏联如果出兵东欧会使苏美关系再次出现类似入侵阿富汗后的根本性逆转。在苏联国内面临诸多难题的情况下，这已经变得无法承受，特别是将无法得到当时急需的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对苏联的经济援助(在1988年10月的10天之内，西欧国家和日本向苏联提供了90亿美元的贷款，超过前3年总数10亿美元（注：J.Feffer,Beyond Detete,New Options on East-West Relations,London,1989,p.69.）；1990年3月，美国同意西欧国家通过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同年6月，布什对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联合援助苏联的建议表示拒绝，但不反对其他西方国家这样做（注：R.L.Garthoff,The Great Transition,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Washington,1994.p.415.）)。其二，出兵只能暂时控制局面，在各国政权已经出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维持东欧的长期稳定则前景渺茫。其三，在剧变之前，苏联政府已经放弃将华约集团作为与北约进行全球争夺的工具，只是希望剧变后的东欧仍然能够成为北约与苏联之间的中立或缓冲地带（注：A.Cottey,East-Central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New York,1995,p.14.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苏联只是在罗马尼亚暂时达到了自己的这一目标。1991年4月苏联与剧变后的罗马尼亚签署的双边条约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参加反对另一方的军事联盟”，“不允许第三国利用双方任何一方的领土侵略另一方”〔V.Socor,The Romanian-Soviet Friendship Treaty and its Regional Implication,Report on Eastern Europe(RFE/RL),3 May,1991〕。此条约没有被罗马尼亚议会批准，罗马尼亚在2004年3月28日正式加入了北约。）。其四，戈尔巴乔夫政府在此之前已经反复声明了“不干涉内政”，“各国有权独立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以及在“国际事务中放弃使用武力”的原则，从阿富汗的撤军在1989年年初已经完成，再次在东欧使用武力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选择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