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中的俄罗斯联邦体制与民族问题

      俄罗斯的联邦体制是当今世界上联邦制国家中联邦主体数量最多、类型最复杂的，而且它的民族问题也非常复杂。俄罗斯复杂的民族问题使联邦中央政权与民族自治地方政权相互作用的政治过程更加复杂化。民族自治实体的民族分立和民族分离主义对联邦中央实行统一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秩序形成了挑战。叶利钦时期，联邦中央试图通过条约联邦的方式来化解这种危机，但是效果不佳。普京执政以后，对联邦结构加以改革，大力加强垂直权力体系的建设，以求提高联邦的效率和法律秩序。叶利钦的改革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民族因素也成为俄罗斯联邦体制变迁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同时联邦体制的变迁也对俄罗斯联邦中央处理民族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

      独立之初的俄罗斯联邦基本上继承了原苏联国家联邦体制构成原则，即民族区域原则和行政地区原则。俄罗斯联邦由32个民族自治实体和57个地方自治实体组成。32个民族自治实体包括21个民族共和国、1个民族自治州、10个民族自治区。不过，也只有32个民族的大约1700万少数民族居民拥有自己的民族自治实体（占63.72％），还有36.28％的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民族自治实体，生活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其他州、边疆区、直辖市和民族自治实体中。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在出于特殊考虑，诸如在俄罗斯联邦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哈萨克人、亚美尼亚人、日耳曼人等较大民族共同体也没有成立自己的民族自治实体。

      俄罗斯的民族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很强的历史痕迹。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后，民族问题并没有因为苏联的解体而消失，反而随着制度变迁而更加严峻，随着民族问题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矛盾不断升级，以致于威胁到俄罗斯联邦的统一。为此，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称民族问题“属于俄罗斯历史上永恒的、‘该诅咒’的问题”。[1](P281)

      独立后的俄罗斯民族问题，我们主要从以下两个层面来分析：第一、宏观上的分析是从俄罗斯联邦中央和各个联邦主体，特别是和民族自治实体相互权力关系的层面来分析。主要探讨在俄罗斯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对建构转型中俄罗斯的权力网络运作所发生的影响；第二、微观上从各个民族，主要是俄罗斯族人和其他民族，特别是和各个民族自治实体中的命名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化，来分析制度变迁中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建构问题。

      俄罗斯独立后，新成立的“民族主义”的共和国及其境内的命名民族群体加紧了对权力和权利的争夺。[2](P1037) 独立意识和倾向最强的是车臣和鞑靼斯坦共和国。俄罗斯的民族共和国政治精英不仅通过复兴民族主义的政治计划来从联邦中央获得更多的权力，而且以此为命名民族获得更多的资源，作为同那些拒绝带有民族色彩的政治家竞争的手段。[3](P245) 民族自治实体中的命名民族和其他民族，特别是和俄罗斯族人的关系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这些民族自治实体的领导人非常强烈地把民族的因素带入到政治权力的组织中来。一些民族自治实体的领导人认为“自决权是命名民族不可剥夺的权利，首先应该把命名民族在当地权力结构中超过人口比例的代表权制度化，并确立命名民族在当地社会文化领域中的统治地位。”[2](P1037—1053) 从1990年到1995年，在立法机构中命名民族的人数比例上升得非常快。在1989年鞑靼斯坦的人口普查中，鞑靼人占总人口的48.5％， 而其在立法机构官员中的比例却由总数的58％上升到1995年的73.3％[4](p673—699) 俄罗斯人比当地其他民族群体更多遭受种族歧视和敌视。大部分俄罗斯人、许多鞑靼人、奥塞梯人和萨哈人认为，民族属性对于能否找到好工作和得到政府部门的高级职位相当重要。当被问及哪些种族群体享受优惠待遇时，俄罗斯人一致认为他们受到了限制。[4](p673—699) 可见，民族属性已成为影响他们参与民族自治实体政权组织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在苏联的经济结构中，由于俄罗斯族人多从事一些技术要求较高的行业，所以他们在民族自治实体中所受到的经济影响比政治上小。虽然在苏联时期采用了一些积极行动计划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和城市化水平，但是直至1991年，绝大多数非俄罗斯族人在这两个方面仍然落在当地的俄罗斯人后面。[4](P673—699) 非俄罗斯族人当中很多接受的是非技术领域的教育（因而在该领域享有的优先权也更少），而俄罗斯人却在工程师、工业专家等队伍中占了多数。就职业而言，当地民族主要在低收入部门就业，例如农业、贸易或公共服务部门工作，而绝大部分俄罗斯人则在重工业和建筑业等更有利可图部门工作。因此，快速、大规模地将原来由俄罗斯族人从事的工作让给当地民族的人做/取代原来的劳动分工将损害当地经济。这种做法还会疏远当地的俄罗斯人。在奖赏命名民族问题上，当地民族领导人也许会选择其他（相对于替换原来的劳动分工来说）更不具破坏性的方式。

      再次，各个民族自治实体的领导人在民族复兴的计划中，也采取大量的措施来发展命名民族的文化。他们在实际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中都把复兴命名民族的文化放到优先考虑的地位上。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领导人大力推行民族语言教育。政府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命名民族的语言学校，大量原来在教授俄语学校学习的巴斯基尔族学生转入到教授巴斯基尔语言的学校中来。在1988年至1995年间，20000名学生转而学习巴斯基尔语，大约增加了6％。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教育部长甚至要求自1994年开始，在其共和国学习的学生每周都要学习2个小时的巴斯基尔语。楚瓦什共和国把大量代表楚瓦什族人历史的东西用来当作共和国的符号和作为民族复兴、增加自决权的象征。虽然规定楚瓦什语和俄语都是官方语言，但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鼓励人们优先使用楚瓦什语。